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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物证技术小史
冯彩平
（西南民族大学法学院2003级6班，成都，610225）

摘 要 物证与司法审判紧密结合，同时，又与司法鉴定相辅相成。公元前7世纪至5世纪，是我过司法物证出现的萌芽时期，我国司法鉴定活动中心以法医学为代表的最早时期也是出现在西周，秦代在审理案件时，已相当重视和广泛使用各种物证，指纹的运用就出现在该时代。东汉已形成简单的法医检验方法，三国司法物证的范围较前代有所发展扩大，从死因检验，伤痕鉴定，到笔迹检验，弹丸鉴定均有出现。以后各代又相继完善了司法鉴定制度。总之，它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四个阶段。
关键词 中国古代 物证技术 法医学 司法鉴定 司法审判 发展

第一,司法物证的萌芽阶段 西周——春秋
传说中的獬豸兽断案之类的神明裁判式的取证方法，在中国古代很早的时期就已经被司法审判实践所淘汰，仅仅作为一种古老的神话而载入史册。历史上真正的司法物证出现在西周，下面我们就从西周开始谈起。
西周中、后期，以调整财产关系和婚姻，家庭关系为主要内容的民事法律规范在社会生活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时期订立民事契约时，双方均在署名后边划一个十字或捺个手印，表示双方信用。这样，就开始形成了司法物证出现的萌芽时期。
在司法审判方面西周审判者首重口供，法律要求审判官“听狱之两辞”，以原告、被告双方的供词作为审判的主要依据。为了保证口供的真实性，西周确立了通过注意当事人表情而分析，认定其口供的真实与否的原则。《尚书·吕刑》称：“以五声听狱颂。求民情”⑴。《周礼》也记载了审判方式上的“五听”原则。在重口供的同时，西周司法活动也注意对证据的运用。据《周礼》的记载，在西周设立“司历”一职，其职责涉及对刑事案件的器械，赃物的管理。对于涉及财产的案件，同样要求人证，书证。据《周礼·秋官·小司徒》记载，一般民事纠纷，应有周围邻居提供证据。有关土地纠纷，则以官方的土地舆图为审判依据；有关债务纠纷，则须以相关的契约作证.⑵
到了公元前771年，西周的司法制度正发展的比较完备，在司法机关方面，周王是最高裁判者，重大案件和诸侯间的争讼，都由他裁决。周王之下，设有专理刑狱的司寇，不但听讼断狱，也主持刑事法令的制定，公布等事宜。司寇之下设士师，士分别负责处理司法工作。各诸侯国的司法机关，制度同于朝庭，不过规模较小。诉讼程度上，民间的狱讼，轻微案件口头向地方主官陈讼等方面是一样的。当时审判诉讼提起之后，也有一个侦查阶段，进行必要的调查和检验。例如《札记·月令》：“孟秋之月命理瞻伤、察创、视折、审断”⑶。可见，西周已有司法法医检验伤害制度。其中“理”是指司法鉴定人员的官职，“伤、创、折、断”是指伤害的不同程度。“瞻察、视、审、“是指不同检验方法。由此可见，我国司法鉴定活动中以法医学为代表的最早时期也是在西周，即公元前七世纪。
春秋时代的子产铸刑书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公布成文法，但在司法制度方面完全承袭西周，所以物证也没有什么发展。
这一阶段是司法物证出现的萌芽阶段。
第二，司法物证的发展阶段 战国——隋朝
战国时期的物证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是楚秦两国，他们在审案中已经十分注意证据的搜集和运用。有鉴于此，下面我们就对楚秦两国确保诉讼证据合法性的制度，获取诉讼证据的方法与策略以及诉讼证据的种类问题予以分析研究。
一、确保诉讼证据合法性的制度
当代诉讼证据具有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三个基本属性。至迟在战国，这些属性已为楚秦统治者所关注，其中对于证据的合法性问题更是具有一套科学的审查标准和程序。所谓证据的合法性，也叫证据的许可性，是指对证据必须依法加以搜集和运用。证据的合法性不仅要求实质上的合法，而且要求程序上和形式上都必须合法，否则即属非法证据，不具有可采性。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从包山楚简可以看出，楚国在审理案件时，已有了一套较为成熟的证据规则，其司法官员必须对证人的资格进行严格的审查就是例证，如果证人不具有法律规定的作证资格，其所提供的证词即属非法证据，不具有法律效力，应予以排除。秦国关于非法证据排除方面的规则似不及出国严密，还只停留在经验积累的阶段。
（二）限制刑讯逼供原则
当代法治国家一般都规定，办案人员必须依照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去搜集、固定、保全和审查运用证据，并且经过查证属实之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因此，法律禁止办案人员通过刑讯逼供的方法来获取言词证据。在秦国的司法实践中，虽然允许刑讯逼供，但同时附有限制条件，即只有嫌疑人的主观恶性相当大的时候才能逼取口供。在楚国未发现有关限制刑讯逼供方面的材料，但从楚人对某些疑罪案件的审理原则来看，似乎是不主张刑讯逼供的。
二、获取诉讼证据的方法与策略
在办案中，使用恰当的询问方法和策略，往往有良好的效果。楚秦司法官员对次可谓驾轻就熟，兼听两辞的方法和利用矛盾的策略在审案中被广泛运用，足以证明。
（一）兼听两辞，从真去伪的审理方法。
口供在古代被奉为“证据之王”，因此，当事人陈述或供述在审讯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当事人陈述或供述是指当事人自己就自己所经历的案件事实向司法机构所作的叙述。由于当事人是案件事实的经历者，所以其陈述可以揭示案件的真实情况，对办案人员掌握案件的争议焦点有重要的价值。但因当事人是案件的厉害关系人，其陈述可能村有一定的片面性甚至虚假性，办案人员还得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和手段，对当事人陈述内容是否真实进行审查判断。《尚书》记载的周代审判程序，在开庭之始就要求“两造具备，师听五辞”。蔡沈注曰：“两造者，两争者皆至也。周管以两造听民讼。具备者，词证皆在也”⑷。楚秦诉讼继承了这一原则。既认真听取原告的陈述，又不忽视被告的供述和辩解，尤其在出国的庭审中，原告和被告的口辞都具有同等的作用。
（二）利用矛盾，揭露犯罪的审讯策略。
此处的利用矛盾，是指办案人员在询问案件当事人的过程中，用以揭露当事人的虚假陈述，进而迫使其转变态度，如实陈述案件事实的一种方法。
三、诉讼证据的种类。
证据的种类，是指根据证据的不同特征和材料来源或表现形式，在法律上所作的分类。从现有材料看，楚、秦两国司法官吏在审断案件过程中已十分注意搜集和运用证据来证明犯罪。可以说，现有国家诉讼中的证据除了视听资料外，其他种类的证据如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和辩解、鉴定结论和勘验报告等，在当时大都运用了。
（一）物证
云梦秦简《封诊式·群盗》说。逃犯戊用弩射执行逮捕任务的乙，乙将戊斩首，并缴获两具弩，二十只箭前来报告。这里的罪证弩、箭是戊实施犯罪的工具。又如《出子》中，某里士伍之妻甲告发同里大女子丙将其殴至流产，并呈送凝血状的胎儿作为罪证，这是犯罪行为所侵害的客体物.⑸
（二）书证
云梦秦简《法律答问》：“‘有投书，勿发，见辄燔之：能捕者购臣妾二人，系投书者鞠审献之。’所谓者，见书而投者不得，燔书，勿发；投者得，书不燔，狙审献之之谓也⑹。”这条分为两款。第一款是引用秦律原文：有投匿名信的，不得拆看，见后应立即烧毁，能把投信人捕获的，奖予男女奴隶二人，将投信人囚禁，审讯定罪。第二款是对第一款的解释说明：看到匿名信而没有拿获投信人，应将信烧毁，不得开看；若已拿获投信人，则不要烧毁，以便根据信的内容对投信者定罪量刑。这说明，秦的司法机构在处理案件时是使用书证的。楚国的官吏在诉讼活动中更是广泛运用书证。楚人称登记名籍与户籍的薄册为“典”，“典”作为书证的一种，对及时、正确地审判诉讼案件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包山楚简中涉及名籍或户籍的案件，常以“典”中所记载内容作为定案的根据，由此可见书证在楚国诉讼证据体系中的突出地位。
（三）证人证言。
证人证言是指了解案情的人就其直接或间接了解到的案件事实，向司法人员所作的口头或书面的陈述。楚、秦的司法机构在办理各类诉讼案件中十分重视证人证言，这对于正确认定案件事实具有重要的意义，秦人在审理案件时，已注意证人证言。相比而言，楚国比秦国更重视证人证言。楚人对证人证言的搜集、审查、鉴别和运用，有一套严格细密的规定。上文在讨论确保证据合法性的制度时已指出，楚国的司法官员必须对证人的资格进行严格的审查，作证前还要经过一些法定环节和程序，对搜集到的证人证言要制作笔录。楚国对证人证言的合法性作如此严格的审查，对于确保证人证言的客观性、公正性和有效性，对于正确办理案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四）当事人陈述。
当事人陈述是指当事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案件事实向司法机构所作的叙述。上文已经指出，楚、秦诉讼制度继承了《尚书·周书·吕行》确立的“两造具备，师听五辞”、“罔不中听狱之两辞”的原则，在庭审中，将原告和被告的口辞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这一原则为后世立法者所采用。
（五）鉴定结论。
鉴定结论是指受司法机构指派或聘请的鉴定人就案件的某些专门性问题，运用其专门知识、经验或技能，进行周密的分析鉴别后所得出的结论。
在司法实践中，司法机构往往根据鉴定结论定案，但鉴定结论仍然会因主客观原因的影响而产生谬误，所以若要运用它定案，是必须经过认真的审查判断的经验的人。诊断检查如此细致，所得鉴定结论的科学性也自然大大提高。秦人在司法实践中广泛应用的医学知识，充分反映出法医学在战国时期的发达程度。
（六）勘验、检查报告。
勘验、检查报告是办案人员对于案件有关的场所、物品、尸体、人身等进行勘验、检查后写出的报告材料。
楚秦两国的诉讼证据既有统一性，又有互补性。二者的相同之处主要表现为都重视当事人陈述；二者的不同之处则是楚国重证人证言并多由当事人负举证责任，秦人重勘验结论并多由司法机构主动、迅速、及时地调取证据。同时，我国现行诉讼法规定的证据的搜集，审查与判断的许多方法，在春秋战国时期楚秦两国的诉讼实践中已被运用。相应的原则与制度在当时也已普遍确立，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搜集证据的要求，如客观方面；专门工作和民众结合；依照法定程序；主动、迅速、及时等。第二，搜集证据的方法，如询问法；搜查和扣押物证书证；询问被告人；勘验、检查、鉴定等。第三，审判判断证据的要求，如据以定案的全部证据应查证属实等。第四，审查证据的制度，如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第五，运用证据的规则，如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限制刑讯逼供；忠于案件事实真相等。总的说来，诉讼证据是诉讼的基础，一切诉讼活动也都是围绕证据而进行的，楚秦诉讼证据制度的上述合理因素，反映了立法与司法的刑罪相称，罚当其罪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唯物主义的观点.⑺
秦朝在战国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司法物证和检验制度。据《云梦秦简》记载，在秦朝初期就有“令吏”、“隶臣”兼施尸体伤痕检验和现场勘查工作。司法机关受理案件后，就比较重视现场勘查和法医检验，并作较详尽笔录。例如《封诊式·穴盗》“竹简上记载了某居民家被盗现场的方位，痕迹的形状和大小等情况；现场位于侧房，后墙中央有一新挖的洞，洞沿上有类似宽刃凿子的痕迹。洞外地面松土上留有穿旧了的秦綦履的痕迹。鞋痕全长一尺二寸；前掌花纹密、长四尺；中腰花纹稀，长五寸；墙洞口处留有类似人脚的登攀擦蹭痕迹；松土上留有膝部和手印各六处……⑻”又如《爱书》“经死”中详细记载了各种与案情有关的现场情况；死者尸体悬挂的位置，绳索的质地和粗细、长短、绳套的相交情况，绳套在颈部形成痕迹的颜色，舌头外伸的情况等。最后还区分了自杀或他杀应注意勘查的几个关键问题。在“贼死”中也都强调仔细勘查，以便发现、搜集各种证据和线索，弄清案情真相⑼。这些记载距现在已有二千一百多年，反映了当时在审理案件时，已相当重视和广泛使用各种司法物证。也反映了当时在缢死案件检验方面的鉴定技术和经验已经达到了相当的程度。
除了鉴定技术外，在进行司法鉴定的法律规定方面，也有明确规定。首先，对于死因不明的，原则上要进行尸体检验，违反者要依法予以处罚；其次，检验和鉴定必须有专门人员来负责。从《云梦秦简》的记载来看，县里的“令吏”一职，就是专门负责检验和鉴定的国家公职人员⑽。此外，在鉴定文书的体例和格式方面，也有统一的标准式样，表明对司法鉴定已逐步趋于规范化。
汉朝在物证方面仍以口供为主，并在景帝时定有《?令》。但终汉之世，司法实践中多奉行的是“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深（从重论罪）者获功名，平者多后患”⑾。故治狱之吏，多以苛刻著称。对囚犯可罚立考讯，这大概是陈梁时“测立法”的初制。特别是武帝时，倡“论心定罪”，开春秋决狱之先河，司法黑暗。“奸吏因缘为市，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议者咸冤伤之”⑿。《史书·酷吏列传》所记十人，九人出自武帝之时。从昭帝至平帝六年间，每年处死刑者平均千分之一。史载：

“郡国被刑者而死者岁以万数，天下狱二千余所。其冤死者多少相覆，狱不减一人”⒀
及至东汉滥用刑讯更为普遍：
北京市人民政府


第 165 号



《北京市人民政府办理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建议、批评、意见和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提案办法》已经2005年12月30日市人民政府第46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6年1月10日起施行。







市 长





二〇〇六年一月九日



北京市人民政府办理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建议、批评、意见和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提案办法


目录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建议、提案的交办
第三章 建议、提案的办理
第四章 办理建议、提案工作的监督检查
第五章 附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认真、及时办理人民代表大会（以下简称人大）代表建议、批评、意见和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以下简称政协）委员提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市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和各区、县人民政府，办理人大代表建议、批评、意见和政协委员提案，均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人大代表建议、批评、意见，是指全国人大代表、市人大代表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提出的，需由市人民政府办理的书面建议、批评和意见（以下简称建议）。
本办法所称政协委员提案，是指全国政协委员、市政协委员向本级政协全体会议及其常务委员会提出的，需由市人民政府办理的书面意见和建议（以下简称提案）。
第三条 市人民政府办理建议、提案工作，在市长领导下，由常务副市长分管，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负责具体组织、指导、检查、催办。
市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和区、县人民政府办理建议、提案工作，由其主要负责人负责，办公室主任分管，并指定部门或者工作人员具体负责。
第四条 承办建议、提案的市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和区、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承办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工作责任制度，严格处理程序，按照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结合本市实际情况，认真研究办理，并负责按期答复。


第二章 建议、提案的交办

第五条 全国人大代表建议和全国政协委员提案，由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根据建议、提案内容和有关单位的职责分工，提出交办意见，并报请市人民政府决定后，交承办单位办理。
市人大代表建议和市政协委员提案，由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根据建议、提案内容和有关单位的职责分工，确定承办单位，交承办单位办理；对重大、疑难、复杂的建议、提案，由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提出交办意见，报请市人民政府决定后，交承办单位办理。
建议、提案需要两个以上单位办理的，应当确定主办单位和会办单位或者分办单位。
第六条 承办单位收到建议、提案后，对不属于本单位职责范围的建议、提案，应当自收到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书面向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说明情况，经同意后退回。承办单位不得滞留或者自行转办。
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对承办单位退回的建议、提案，应当自收到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另行交办。


第三章 建议、提案的办理

第七条 承办单位办理建议、提案，应当注重办理质量，具有针对性，讲求实效。
承办单位对应该解决而且能够及时解决的问题，应当尽快解决；对应该解决但一时难以落实解决措施的问题，应当先向代表如实说明情况，明确办理时限；对确实不能解决的问题，应当充分说明原因。
第八条 承办单位应当自建议、提案交办之日起三个月内办理完毕，并予以书面答复；对问题复杂在三个月内办结有困难的，应当书面报经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商有关部门同意后，在三个月内先向代表、委员做出阶段性书面答复，并自建议、提案交办之日起六个月内办理完毕，同时予以书面答复。
第九条 承办单位在收到建议、提案后，应当确定具体承办责任人员。建议、提案综合性强、涉及面广、办理难度大的，应当由承办单位主要负责人研究办理；确有必要的，由市人民政府负责人直接研究、协调办理。
第十条 建议、提案由两个以上单位会同办理的，主办单位负责与会办单位协商，提出办理意见；会办单位应当与主办单位密切配合，并在收到建议、提案之日起一个月内，向主办单位提交会办意见；主办单位综合各会办单位的意见后，提出办理意见答复代表、委员，并将书面答复抄送会办单位；必要时，会办单位应当与主办单位共同听取代表、委员的意见，联名书面答复。
建议、提案由两个以上单位分别办理的，各分办单位应当密切配合，相互支持，主动做好协调工作，分别答复代表、委员。
第十一条 承办单位在办理建议、提案过程中，应当及时同代表、委员联系，认真听取代表、委员的意见。需要与代表、委员当面沟通时，承办单位应当派相关负责人参加。
代表、委员联名提出的建议、提案，承办单位可以只征求领衔代表、第一提案者的意见。

第十二条 承办单位办理建议、提案的书面答复，应当符合规定的格式，由承办单位主管负责人签发，并加盖本单位公章。
第十三条承办单位答复建议、提案办理情况时，只负责答复代表、委员本人。
第十四条 代表、委员要求为本人和当事人保密的，或者所涉及的处理对象有可能对代表、委员和当事人的安全构成威胁的，承办单位应当为代表、委员和当事人保密。
第十五条 办理全国人大代表建议和全国政协委员提案的书面答复，由承办单位在征求代表、委员意见，并在取得代表、委员同意或者理解后，报送市人民政府办公厅。答复意见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由市人民政府答复代表、委员，并抄报国务院办公厅、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
办理市人大代表建议和市政协委员提案，应当在征询代表、委员的意见后，做出书面答复，但代表、委员不要求征求意见即可答复的除外。办理市人大代表建议和市政协委员提案的书面答复，由承办单位送达代表或者领衔代表、委员或者第一提案者，并报送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同时报送市人大常委会代表联络部门、市政协提案委员会。
第十六条 承办单位承诺代表、委员在期限内解决的问题，应当认真组织实施，解决后再次答复代表、委员；因情况变化未能解决的，应当形成书面报告，经主管负责人审核签发后向代=表、委员通报情况，说明原因，并报送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同时报送市人大常委会代表联络部门、市政协提案委员会。
第十七条 建议、提案的原件、复文稿件以及办理过程中的其他有关材料，应当按照档案管理的规定存档。


第四章 办理建议、提案工作的监督检查

第十八条 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应当对承办单位的办理工作进度和质量进行检查，必要时可以通报检查结果。
第十九条 代表、委员对办理结果不同意，需要再次办理的，由市人民政府办公厅通知承办单位重新研究办理。承办单位应当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二个月内办理完毕，并答复代表、委员。
第二十条 对办理建议、提案敷衍塞责，超出办理时限，或者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规定的单位及个人，由有关机关根据情节给予批评教育或者行政处分。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区、县人民政府办理本级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的工作，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2006年1月10日起施行。
1989年4月17日市人民政府第9号令发布的《北京市人民政府办理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建议、批评、意见和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 、
员提案暂行办法》同时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