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政部办公厅印发《关于民政系统搞好开源节流加强计划财务管理工作的几点意见》的通知

上一篇: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擅自销售他人注册商标标识行为定性问题的答复
下一篇: 泉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山美水库流域管理和保护的规定

四川省成都市人民政府


成都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评估管理实施办法

（2003年9月26日成都市人民政府第2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　2003年10月16日成都市人民政府令第100号公布）



第一条 为了规范城市房屋拆迁补偿评估行为，维护拆迁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障房屋拆迁顺利进行，根据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四川省城市房屋拆迁补偿评估管理办法》，结合成都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进行城市房屋拆迁补偿评估的，应当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被拆迁房屋在锦江、青羊、金牛、武侯、成华区（含高新区）内的，从事房屋拆迁补偿评估的房地产估价机构（以下简称估价机构），应当具有二级以上资格等级，并向市房产管理局备案；被拆迁房屋在其他区（市）县的，从事房屋拆迁补偿评估的估价机构，应当具有三级以上资格等级，并向当地房产管理部门备案。

第四条 房屋拆迁补偿评估分为对被拆迁房屋和安置房屋的分类评估和分户评估。

分类评估是指估价机构根据被拆迁房屋和安置房屋的区位、结构、用途等分类，并考虑环境、设施配套等因素进行的房地产市场平均价格的评估。被拆迁房屋属于楼房的，应当按楼层进行分层评估。

分户评估是指估价机构根据被拆迁房屋和安置房屋的区位、用途、结构、建筑面积、楼层、朝向、成新、装修、环境、设施配套等因素按户进行的房地产市场价格的评估。

前条所称的设施配套指户外公共设施。

第五条 被拆迁房屋应当进行分类评估，但拆迁规模在十户以下的拆迁项目，可以分户评估；集中安置的住房应当进行分类评估，非住宅安置房屋和零星安置的住房实行分户评估。

第六条 实行分类评估的，按以下方式确定估价机构：

拆迁人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后，应当在县以上报纸或者电视上以公告方式邀请估价机构报名申请参加评估。估价机构的报名申请应同时抄送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拆迁人在房屋拆迁动员会上如实介绍全部报名的估价机构情况后，当场以抽签的方式确定估价机构，必要时可请公证机关到场公证。

只有一家或者无估价机构报名参与评估的，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指定两家以上估价机构参加抽签，确定估价机构。估价机构不愿意接受指定抽签的，应当及时书面拒绝，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另行指定估价机构参加抽签。

估价机构确定后，拆迁人应当与估价机构签订委托评估合同。

第七条 拆迁规模在十户以下实行分户评估的，由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协商或者采取抽签确定估价机构。

第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致使评估无法继续进行的，以抽签方式确定的估价机构可以终止委托评估合同，并有权就已经完成的工作请求委托方支付相应的费用：

（一）拆迁人非法干预估价机构评估活动的；

（二）拆迁人有其他违约行为的；

（三）不可抗力。

合同终止后，拆迁人在其他原报名的估价机构中重新抽签确定估价机构进行尚未完成的拆迁补偿评估事项。拆迁人应当邀请被拆迁人代表参加重新抽签活动，必要时可邀请公证机关到场公证。

第九条 抽签或者协商确定估价机构必须坚持公开、公正原则。严禁拆迁当事人、估价机构采取恶意串通等不正当手段确定估价机构。

第十条 房屋拆迁许可证颁发后，拆迁当事人应当在30日内确定估价机构。但同一拆迁工程分期分段实施的除外。

第十一条 城市房屋拆迁（含安置房）补偿的评估时点一般为房屋拆迁许可证颁发之日。但同一拆迁工程分期分段实施且前后间隔超过12个月的，以每期（段）房屋拆迁动员会召开之日为评估时点。

第十二条 估价机构或者估价人员是拆迁当事人，或者与拆迁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拆迁当事人提出的回避申请符合回避要求的，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应当要求回避。

第十三条 估价机构接受委托后应当自行完成评估业务，不得将受委托的评估业务转让、变相转让或者再委托。

第十四条 估价机构及其估价人员应当严格执行房地产估价规范和成都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估价操作规则，客观、公正地进行评估。评估应当从市场比较法、收益法、成本法等方法中选用两种以上进行，并对其评估结果加权平均；不能选用两种以上评估方法的，应当在评估报告中说明理由。能采用市场比较法的，选用的评估方法中必须有市场比较法。

成都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估价操作规则由成都市房产管理局制定。

第十五条 估价机构及其估价人员不得故意降低或者提高评估价格，不得与一方当事人串通损害另一方当事人的合法利益，不得编造虚假的评估结果，不得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提高收费标准或者增加收费项目。

第十六条 估价机构进场评估前，应当向拆迁当事人公布评估工作安排。拆迁当事人应当支持、配合估价机构开展评估工作。拆迁当事人故意阻扰或者无正当理由不配合估价机构开展评估工作的，应承担相应责任。

第十七条 估价机构应当在委托评估合同约定的时间内完成评估工作，在将评估结果报告交付委托人的同时，应在拆迁现场张榜公布分类评估结果，并将评估结果报告抄送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备案。拆迁当事人要求查阅评估结果报告的，估价机构应当提供便利，不得拒绝，并有义务解释拆迁当事人的疑问。

第十八条 估价机构对评估结果承担法律责任。拆迁当事人和其他任何单位、个人不得非法干涉估价机构的评估行为和评估结果。

第十九条 经批准用于拆迁安置的期房，在具备计划、规划、用地等审批手续并明确竣工交付日期后，可以进行预评估，待安置房屋竣工验收合格后再重新评估并据实结算。重新评估的估价时点一般以房屋拆迁许可证颁发之日为准。但同一拆迁工程分期分段实施且前后间隔超过12个月的，以每期（段）房屋拆迁动员会召开之日为重新评估的估价时点。

第二十条 用购买的安置房屋进行产权调换结算差价时，安置房屋的评估价格低于购买价格的，以评估价格为准；高于购买价格的，以购买价格为准。

第二十一条 同一拆迁项目的被拆迁房屋和安置房的价格，一般应委托同一估价机构进行评估，但同一拆迁工程分期分段实施且前后间隔超过12个月的除外。

第二十二条 被拆迁房屋实行分类评估的，拆迁当事人以评估结果为基准，结合房屋装修等因素协商确定被拆迁房屋的补偿金额。集中安置住房实行分类评估的，按照分类评估的价格结合楼层因素确定安置房屋价格。

被拆迁房屋、非住宅安置房屋或者零星安置住房实行分户评估的，按照分户评估的结果确定价格。

第二十三条 拆迁当事人参照被拆迁房屋的分类评估价格，就补偿金额达不成协议的，被拆迁房屋的补偿金额以分户评估的价格确定。分户评估的估价机构由拆迁当事人双方协商共同委托，协商不成的，可以在双方当事人提出的估价机构名单中采取抽签等方式确定。当事人认为有必要的，可以申请公证。估价机构不得接受拆迁当事人单方对被拆迁房屋的分户评估委托。

第二十四条 拆迁当事人根据分户评估结果对被拆迁房屋补偿金额达不成协议向房屋拆迁管理部门申请裁决的，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应当对估价机构的评估方法、评估程序等进行审查，必要时可聘请专家协助审查。符合规定的，分户评估的结果作为裁决依据；不符合规定的，应当责令原估价机构重新评估或者另行指定估价机构评估，其费用由原估价机构承担。

被拆迁房屋在进入裁决程序前未作分户评估的，进入裁决程序后，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应当指定估价机构对被拆迁房屋进行分户评估，并以评估结果作为裁决依据。但被拆迁人接受被拆迁房屋的分类评估结果的，可以不再作分户评估。

第二十五条 裁决期间，被拆迁人故意阻扰或者无正当理由不配合原估价机构重新进行分户评估，或者被拆迁人故意阻扰或者无正当理由不配合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指定的估价机构进行分户评估，致使估价机构无法进行评估的，以分类评估的结果作为裁决依据。

第二十六条 估价机构按照价格管理部门有关规定收取评估费。被拆迁房屋的分类评估和安置房屋的评估费用由拆迁人承担；被拆迁房屋的分户评估费用，由拆迁当事人协商，协商不成的，由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平均分担。裁决涉及的评估费用由申请裁决方承担。

第二十七条 估价机构违反本办法第三条规定，非法从事城市房屋拆迁补偿评估活动的，其评估结果无效，由市或区（市）县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处以3万元以下罚款。给拆迁当事人造成损失的，估价机构应依法予以赔偿。

第二十八条 估价机构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或区（市）县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予以警告，可并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给拆迁当事人造成损失的，依法予以赔偿：

（一）将受委托的评估业务转让、变相转让或者再委托的；

（二）不执行房地产估价规范的；

（三）擅自提高收费标准或者增加收费项目的。

第二十九条 估价机构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或区（市）县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处3万元以下罚款，由授予房地产评估资格的机关取消其评估资格，将估价机构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记入行业档案，5年内禁止其再从事房地产价格评估业务；情节严重的，永久禁止其再从事房地产价格评估业务；给拆迁当事人造成损失的，依法予以赔偿：

（一）故意降低或者提高评估价格的；

（二）与一方当事人串通损害另一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

（三）编造虚假评估结果的。

第三十条 估价人员违反本办法，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和本办法进行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 拆迁人或者接受委托拆迁的单位非法干涉评估行为和评估结果而造成损失的，应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第三十二条 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有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和本办法的行为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成都市房产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2003年8月1日前，已领取房屋拆迁许可证的，仍按本市原有房屋拆迁补偿评估管理规定执行。



民间“私了”现象的法理透视

陈文仓

摘要：“私了”是广泛存在于民间社会的一种纠纷解决机制，这主要归根于民间社会规范的大量存在。在民间社会中，民间社会规范所起的作用，是国家制定法无法替代的，因此出现了法律一元主义和法律多元主义的分歧，二者基于不同的立场对民间社会规范采取了不同的态度。经验表明，国家法和民间社会规范遵循着各自不同的逻辑，民间社会规范的“地方性”特点更为突出，在乡土社会和少数民族地区尤甚。因此，一味对“私了”现象强行打压和限缩是无效的，必须对其进行合理的规制。司法过程便成为合理规制“私了”现象的最佳通道，经由这一通道，国家法和民间社会规范才有可能实现良性互动和重塑，才有可能共同实现法的应然价值。
关键词：“私了”现象 民间社会规范 国家法 司法过程

“私了”是指不经正当程序或官方途径解决纠纷或冲突的一种民间和解行为。“私了”一词是基于官方的立场对民间解纷机制的一种概括性称谓，词义本身就含有强烈的否定性倾向。在正统的官方语汇中，与“私了”一词相当的概念当是“民间调解”。“民间调解”是国家法所赋予民间社会的一种私权自治，而“私了”一词所隐含的前置逻辑则是对现行国家法律的规避甚至逃避。如果采用与现行国家法律所肯认的渠道相一致的解纷机制，则完全没有必要创造“私了”一词。既然“私了”如此不受国家法的欢迎，那么“私了”现象何以频频出现，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其得以存在的社会机理是什么，本文即从法社会学的视角对这一问题作一初步分析，以待贾美玉。
(一)决定“私了”现象广泛存在的社会机理
不管人们对“私了”现象待何种态度，“私了”总是一种社会存在，我们就有必要探讨其存在的社会机理。通常的分析结论认为，“私了”是一种落后的、愚昧的纠纷解决机制，是民众法制意识薄弱的表现，是违反现行国家法律的。这一结论也许有其合理之处。但问题在于，如果基于这样的认识对“私了”行为进行无情打压，强行限缩它的生存空间，是否就能一了百了呢？答案是否定的。即使在利用正式司法程序寻求权利救济十分方便的地方，有时人们也宁愿选择“私了”，比如在侵权、交通肇事、偷盗、伤害、集体械斗甚至杀人等事件中，人们选择“私了”的机率还是相当高的。
“私了”作为一种非正规的、存在于民间社会的纠纷解决机制，其所仰赖的社会基础，正是植根于民间社会的民间法或习惯法的存在（为了保持概念的不混乱和讨论的方便，在本文中统称其为民间社会规范）。，①作为成长于西方社会的人类文明成果之一，现代意义上的法治自有其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中国社会的历史传统没有内生出与西方法治相媲美的治国之道，但同时，中国社会超稳定的社会结构的维系自有其独特的奥妙所在，其中民间社会规范的存在即为其中的奥妙之一。诚然，民间社会规范是广泛地存在于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调整和控制机制，但对于法治并不发达的中国社会而言，民间社会规范则表现得更为活跃、更为稳定，也更有持久的生命力。这是中国乡土社会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固有特点。基于此，我们的视角必须从这一历史传统切入。在传统的法概念当中，其所奉行的是严格的国家主义立场，即认为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并由国家强制力（军警、法庭、监狱等物质力量）保证实施的社会规范。[1]由于现代民族国家统一行使主权的要求使然，奉行这一立场本无可厚非。但是，当我们回到法的本然意义时，上述立场或许存有值得检讨的地方。法所追求的第一层级的价值目标为自由、秩序、安全和正义。从这一目标出发，我们显然没有必要强行排斥民间社会规范这类存在于民间并且有着深厚历史底蕴的社会调节机制。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看，只要能够解决实际问题，只要如此解决并不违背现行宪法、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不违背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序良俗，又何必强行将纠纷或冲突的解决拉回到国家法的轨道上来呢？
民间社会规范是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和相互交往中形成的相对稳定的通行做法，它首先表现为习惯或惯例。何以会形成这样那样的习惯或惯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不在本文的探讨之列。一项习惯或惯例一旦确立起来，就会形成不易改变的定势，会直接或间接地左右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习惯之成为法（当然不是指制定法意义上的法），需要具备几个必要的条件：一定区域的人们共同信守，人们公认的具有有权威的社会组织机构的存在，有合法使用暴力的物质力量的存在或者柔性约束力（纠错机制或矫正机制）的存在。[2]尽管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的民间社会规范的表现形式大异其趣，但它们都具有共同的目的，即维护该区域共同体中的正常社会秩序，维护最低限度的正义。由此可以说，民间社会规范的存在有其历史的正当性和合法性。按照苏力教授的观点，它符合当时社会条件下的语境。[3]
历史的变迁引致了原有秩序的不断解体和新的秩序的不断重建，但新旧秩序之间必然有着不同程度的继承性，不会象折断一根木棍一样嘎然分离。况且任何历史都是人的历史，人的主体性地位不会被轻易地抹煞。无论是暴风骤雨式的急剧变革，还是和风细雨式的温情改良，人的观念所具有的相对独立性往往有一个时间上的时滞和空间上的差异，不可能同现实历史进程保持同步。法治浪漫主义理想之所以难遂人愿，除了如上因素之外，还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常识问题。如果忽略了人们赖以生存的现实物质基础，则一元化的法治社会理想就会遭到挫折。
法律多元主义观点给我们的启示是，[4]民间社会规范应
该有其合理的生存空间。民间社会规范作为一种内生型的本土资源，被创制它们的社群所信仰和遵从。依其处断纠纷和冲突的效力应该得到国家法的肯定和认同，当然国家法的肯认只能在一定限度内实现，政治上的集中统一不可能允许法律上的软弱涣散。
民间社会规范的顽强生命力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们，一个运转有序的良性法治生态（这是笔者从政治生态中套转过来的一个杜撰词）是多元一体的有机建构，在现代化的法治重塑着民间社会的同时，民间社会也在重塑着现代化的法治。
二、“私了”现象的法理悖论
国家法制的统一性、权威性和严肃性必然要求一切纠纷和冲突的解决和平息必须在国家法的框架内进行，游离或背离其外，势必发生冲突和不适反应。疏而不漏的国家法以种种方式表达着它对一切社会纠纷和冲突的基本态度。被誉为“东方经验”的人民调解制度也不外于国家法的有效掌控之内。[5]因此，“私了”在国家制定法中没有任何地位可言（毕竟“私了”跟民间调解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私了”的实质是对现行国家法律的规避甚至逃避。这是我们基于国家法立场的对“私了”的基本定位。但正如上文所述，“私了”自有其独特的一套规则体系在背后作为它的支持系统。无论“私了”还是“公了”，其所凭依的是两套不同的规则体系。对“私了”的否定实际上就是对民间规则体系的否定。用民间规则修改、置换或者规避、逃避国家规则，就是“私了”行为的性质。由此可以说，“私了”就是民间规则与国家规则之间的博弈（当然不是经典意义上的博弈），是民间规则对国家规则不露声色的挑战。种种案例表明，在这种挑战中民间规则一一败北，至少在表面上都是这样。［6］诚如有学者所言，国家法和民间社会规范分别代表着不同的知识系统。在这两种不同的知识系统中，国家法的强势地位自不待言，而民间社会规范只是被强大的国家法遮蔽下的地方性知识，[7]两者之间始终存在着距离，存在着隔膜。
自清末修律以来，大规模的法律移植在我国就从未停止过。南京国民政府的《六法全书》代表了民国时期法律移植的最高成就（《六法全书》现仍在我国台湾地区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法律移植的对象从德、法两国转向以苏联为主（这是一场不成功的移植），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法律移植的对象重又转向与我国同样有着制定法传统的大陆法系国家，兼以英美法系中的美国法律。在长期的法律移植过程中，大量的抄袭、模仿甚至照搬，造成了与中国社会的排斥反应，尤其在广大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就更是这样。这种嵌入式的外生型法治现代化之路，无疑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西方的知识传统，中国乡土社会固有的知识传统遭到了忽视甚至蔑视。现代意义上的法治的确是发端于西方的，成熟于西方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能不借重于西方先进的法治，这是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所在。在此意义上，必须毫不动摇地维护国家法在全国的统一适用。
与此同时，我们不得不考虑法律供给的有效性问题。显然，民间社会的法律需求取决于人们的现实需要。如果一项法律制度离人们的现实需要相差甚远，或者供非所求，人们对待法律的机会主义态度就不可避免。更何况，一项法律制度在实施过程中还会不同程度地存在信息失真问题，更使法律供给的有效性大打折扣。因此，法律制度也同样存在一个“结构调整”的问题。
相反，“私了”所凭依的民间社会规范，是成长于民众之中的，内化于人们心中的一种坚固的信仰。经过长期的演绎，这些规则更加切合人们的实际需要，能够非常有效地解决实际问题。在遇有纠纷或冲突时，人们固有的心理认知模式自然就会在国家法和民间社会规范之间进行相机抉择，选择对已最有利的纠纷或冲突解决方式，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甚至杀人、重伤害等严重违反国家刑事法律的行为，都会寻求“私了”，但“私了”的结果往往却使当事者遭受到双重惩罚（既要伏国家法，还要伏习惯法），有违“罪刑相适应”原则，有违公平正义，但这却是当事者自愿选择的结果，是冒险的代价。
从法条主义的视角来看，刑事案件是不能“私了”的。刑事法律属一个国家的基本法律。严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则，既是对守法公民合法权益的保护，同时也是对犯罪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如果容许或放任刑事案件“私了”，会使公民的行为随时处于不确定的境地，社会秩序岂不要大乱。在少数民族地区“私了”刑事案件往往就是“赔命价”、“赔血价”，其他地区也不外乎用金钱赔偿或补偿的方式处理。［8］任其泛滥，将会造成一个不容回避的尖锐的社会问题，即是否有钱人就可以随意杀人、伤人，然后就可以轻松地用钱“摆平”？刑法的威慑力会不会因此而大大地下降？显然，任何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威的固有利益都不会容忍这种糟糕透顶的情况出现。
刑事法律规范的强行性和禁止性，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其上的特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现代法治国家的标志之一，任何违反刑法的行为都要受到国家的追究，无论谁都不例其外。民间社会何以会“私了”刑事案件，原因就在于民间社会规范的逻辑使然。在我看来，民间社会规范（主要是习惯法）允许用金钱赎罪，只要考察一下其盛行的地区就可以明白一二。在生产水平比较低下，物质财富比较匮乏的情况下（当然还会有其他的观念因素），用金钱赎罪比施以“以血还血”式的报复刑要严厉的多，也更具有现实的儆戒意义。②人死不能复生，如果因此而剥夺施害者的生命，以暴制暴，则是劳动力的无谓浪费。再者，法谚有云：“没有法律就没有犯罪，没有法律就没有刑罚”，［9］与这条法谚相联系的，是盛行习惯法的地区人们的犯罪观与刑罚观。现代刑法所认为的犯罪与民间社会人们所认为的犯罪必然有着较大的出入。③因此，在一个生死相依的熟人社会里，用通行的办法解决现代刑法所认为的刑事案件，仍然可以保持当事者双方家庭、家族之间的和睦相处。反之，既使经过正式的司法程序了解，双方家庭、家族之间仍会继续寻仇，留下不易消除的隐患，造成社会秩序的不稳定。
国家法和民间社会规范的不同逻辑造成了对待犯罪和刑罚上的不同结果。免受双重处罚是保障人权的重要措施。但于此情景，双重处罚却势所难免，尽管作为国家并不情愿看到而且在尽力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在一些典型案例中，司法者费尽心机尽力在国家法和民间社会规范之间做出衡平，结果很少会做到皆大欢喜。［10］
必须指出的是，在刑事案件的处理中保持国家强有力的干预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须的，这是由刑事法律的性质和使命所决定的，④绝不容许用民间社会规范修改、置换或者规避甚至逃避对犯罪者的刑事制裁，若不如此就无法维持整个社会的最低限度的秩序和正义。
三、对“私了”现象的规制选择
作为一项熟人社会中通行的解纷和息讼机制，在肯定“私了”合理性因素的同时，必须看到，正如“私了”一词本身所具有的含义一样，没有什么好名声。在不少“私了”案件中，往往存在着恃强凌弱、强词夺理、混淆视听等等的问题，“私了”似乎成为处于强势地位的当事者的一项特权。正如勒内·达维德所指出的那样：“他们不要什么权利，要的只是和睦相处与和谐。”［11］而这种“和睦”与“和谐”，在不少情况下是以不同程度地牺牲处于弱势地位的当事者的合法利益为代价的。在此意义上，“私了”所付出的社会成本似乎有点得不偿失。就笔者所观察，在刑事案件的“私了”过程中，寻求“私了”的往往是加害者一方，而受害者一方只是被动接受。并且，加害一方常常还要动员所有能够动员起来的社会资源，为自己规避甚至逃避国家法的制裁而机关算尽。当然，“私了”的客观结果却能息事宁人，有根除后患的现实功效。在民间社会规范遵行者的眼里，赔人钱物就等于对他（她）生活其中的社群给了一个交代，一个“说法”，是一种悔罪的表现，因而得到社群的谅解当在情理之中。于此情形，加害一方就以此为由请求司法机关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从制定法的角度看，这不妨可以作为量刑的一个酌定情节予以考虑。因此，通行的逻辑就是承认自己犯了罪，但“我”也付出了代价，承受了痛苦，所以赢得国家法的宽大处理合情合理。
司法实践中这样的例子是经常存在的。问题在于司法者（主要是法官）是否具有纯熟的平衡技巧。司法者既不能违背法定职责，又不能完全被民间社会规范牵着鼻子走，他（她）得交替穿行于国家法与民间社会规范之间，既不能枉法（国家法）裁判，又不能不照顾他（她）内心世界里认同或不认同的民间社会规范的势力（我国基层法院的法官基本上都是当地人，认同当地民间社会规范的可能性更大）。由于司法者所处的如上环境加上种种其他社会因素的影响，同样的案件在不同的法院裁判,结果却大不相同的现象在我国并不鲜见。因此，在我国基层司法运作中，司法过程就成为国家法和民间社会规范较量、角力的过程，结果往往就会产出一些模糊的法律产品。［12］国家法就这样被民间社会规范重新塑造，同时，民间社会规范也被国家法重新塑造，两者互动的情形十分明显。不妨这样说，国家利益和民间社群利益之间的冲突在司法过程中被司法者上下其手（不含贬义），巧妙地磨合了，化解了。诚然，在具有制定法传统的我国，司法者并不能创制法律，改变法律，但他们却可以创造性地适用法律。在如何适用法律上，他们拥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在此意义上，或许司法者可以成为国家法和民间社会规范良性互动的“CPU”，从而司法过程也成为国家法和民间社会规范互相重塑的最佳通道。
在大量的民事纠纷和冲突中，当事者选择“私了”还是“公了”，这是他们应有的和法定的权利，⑤国家法于此保持退隐状态。在民事领域中，“私了”一词只具有中性的含义。当然与国家法所肯认的基层人民调解制度有所不同的是，⑥“私了”实质上指纠纷或冲突双方的自行和解，不需要调解员的从中调停，至多需要一个或数个中人。但实际生活比理论预想要复杂的多，民事纠纷或冲突中的“私了”因纠纷或冲突的性质和规模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不能一概而论。但不管怎样，这类“私了”对于节约司法资源，减轻当事者的讼累，降低维护秩序的社会成本等都不无好处。


注释：
①对民间法或习惯法的概念尚无一致的界定，在此仅取它们作为一种民间社会规范的这一含义。参见田成有：《社会中的民间法与国家法》，载谢晖、陈金钊主持：《民间法（第一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②少数民族地区“赔命价”、“赔血价”的财物数量是相当惊人的，往往会超出加害人家庭的实际承受能力，很多情况下需要整个家族共同负担。我所说的现实儆戒意义即在于此。
③民间社会中所认为的犯罪行为在国家法中不一定定为犯罪，而在国家法中定为犯罪的行为在民间社会中却不见得就被认为是犯罪，这几乎是一个常识。
④刑法不仅是私法的保障法，而且是其他一切法律的保障法。详见张明楷：《刑法格言的展开》，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
⑤行使此项权利要以不违背现行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以及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序良俗为前提。行使权利不能妨害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也不能妨碍别人正当权利的行使。
⑥基层人民调解制度包括：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司法助理员的调解，法律服务所的调解和司法调解中心的调节等等，但不包括法院的调解。调解的范围主要有：婚姻家庭纠纷（包括婚姻、继承、赡养、抚养、扶养、其他）、邻居纠纷、房屋宅基地纠纷、债务纠纷、生产纠纷、赔偿及其他。详见翁开心：《认真对待基层人民调解制度》一文，载谢晖、陈金钊主持：《民间法（第一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73页、174页。

参考文献：
[1]杨心宇.《法理学导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2][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M).邓正来、姬敬武.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3]苏力.语境论——一种法律制度研究的进路和方法(J).中外法学，2000,(1).
[4][日]千叶正士.法律多元(M).强世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
[5]柴发邦.民事诉讼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6]苏力.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7][美]吉尔兹.地方性知识：事实与法律的比较透视(A).梁治平.法律的文化解释(C).北京：三联书店，1994.
[8]张济民.青海藏区部落习惯法资料集(Z).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
[9]张明楷.刑法格言的展开(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10]苏力.当代法律中的习惯——司法个案的透视(J).中国社会科学,20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