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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晋中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晋中市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办法(试行)的通知





晋中市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保障我市农村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权益，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进步，根据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是指具有我市农村户口的居民按照当地维持农村居民基本生活所必需的衣、食、住费用，并适当考虑水电燃煤费用以及未成年人义务教育费用，由各县(区、市)人民政府确定标准并提供最低物质需要帮助的保障制度。
第三条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遵循低标准起步、全员覆盖、动态管理、适时调整的原则，坚持国家与社会帮扶相结合、鼓励劳动自救的方针。
第四条 市民政部门是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行政主管部门，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
各县(区、市)民政部门、乡镇人民政府(街办)及村委会在市民政局的指导下，负责本辖区内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管理、审批、服务工作。
财政、统计、物价等部门分工负责，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有关工作。
第五条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各县（区、市）人民政府自行确定。
各县（区、市）人民政府可根据经济发展及物价变动情况适时调整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第六条 凡具有我市农村户口、家庭人均生活水平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线的居民，可申请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
第七条 下列享受低保家庭中人员可全额享受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一)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无法定赡养人、抚养人、扶养人，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5周岁的孤老和18周岁以下的孤儿；
(二)丧失劳动能力的一、二级残疾人；
(三)考入高中(含高中)以上学校的在校学生；
(四)为保护国家、集体利益因公负伤致残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员。
第八条 下列人员不得享受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一)有劳动能力和劳动条件而不自食其力造成生活困难的；
(二)因违法乱纪受到司法部门处罚造成生活困难的；
(三)因建房或婚丧事大操大办造成生活困难的；
(四)拥有自己出资购买的摩托车、手机等非生活必需高档消费品的。
第九条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必须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政策，维护国家和集体利益，履行法定义务；勤奋劳动，积极向上，自觉遵守村规民约。不得有违法乱纪行为。
第十条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的下列收入计入家庭年收入：
(一)家庭成员的各种劳动收入(包括种植收入、养殖收入、加工收入、劳务收入等)；
(二)按照国家有关法律规定接受的赡养费、抚养费、继承或赠予所得财产；
(三)出租房屋、机械设备等收取的租金；
(四)知识产权收益；
(五)其它个人收入。
有劳动能力的成年人，其年收入至少按所在乡(镇)人均收入计算。
第十—条 政府给予的特殊补贴和专门奖项以及优抚对象的优待金、定期抚恤金、伤残保健金、定期定量补助费不计入家庭收入之内。
第十二条 农村居民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计算标准：
(一)赡养费子女家庭月人均收入超过户籍所在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时，超出部分的20％为赡养费。如果被赡养人不在同一家庭，则将应付的赡养费除以被赡养人数得出给付每个被赡养人的赡养费。
(二)抚养费夫妻离异不与未成年或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一起生活的，应负担子女的抚养费。只有一个子女时抚养费按总收入的15％给付；有多个子女时，每增加一名子女，给付的抚养费增加其总收入的8％，最高不超过其总收入的35%。
(三)赡养费、抚养费给付经法院判决或协议生效，实际给付高于上述计算标准的，按实际给付额计算；实际给付低于上述计算标准的，按上述计算标准计算。
第十三条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的年收入，以家庭成员的各项收入扣除生产过程中开支部分的总和除以家庭人口计算。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家庭年领取金额为：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与保障对象当年家庭人均收入之间的差额乘以家庭人口数。
第十四条 申请享受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居民，于每年11月份以家庭为单位，向所在村委会提出书面申请，由村民代表会议评议、村委会审查，张榜公布一周，群众无异议后填写审批表，报乡(镇、街办)审核，县(区、市)民政部门审批。经审查不符合享受条件的，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第十五条 凡审定的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由县(区、市)民政部门按户核发《保障金领取证》(以下简称《领取证》)。该证为保障对象领取保障金的基本凭证，只限保障对象在其户口所在乡(镇、街办)使用。
批准享受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居民名单，由所在村委会以户为单位予以公布，接受群众监督。凡不符合法定条件而享受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知情人有权向各级民政部门举报，经民政部门核查情况属实的，予以纠正。
第十六条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家庭人口和家庭收入等情况，每年12月份由村委会和乡(镇、街办)按照要求进行一次审核，以确认其是否继续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保障对象变更必须报县(区、市)民政局审批。
享受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居民，家庭人均收入情况发生变化的，应及时通过村委会告知民政部门，办理停发、减发、增发保障待遇手续。
第十七条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所需资金，按照省有关文件精神，原则上由各级财政按照一定比例全额负担。其中，除省下拨资金外,市、县（区、市）分别按照2:1的比例负担。经济条件好的乡镇可负担一定费用，具体负担比例或数额县、市、区人民政府确定。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所需资金要由同级财政列入年度预算。
第十八条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所需资金，每年年初由县（区、市）民政部门根据辖区内当年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和标准，提出资金需要建议数，经同级财政部门审核后，编入当年预算，报同级人大审批。
第十九条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由各县(区、市)民政、财政部门根据同级民政部门提供的保障对象“花名册”及补差标准将保障金拨付到民政部门指定的金融机构代办点，由金融机构发放保障资金。
第二十条 受委托的金融机构代办点根据民政部门提供的低保对象“花名册”及补差标准，将低保资金直接发放到低保对象手中。低保对象凭《领取证》和金融部门发放的有关证件，在每季首月十五日前到指定金融点领取上一季度的低保金。
第二十一条 财政部门对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要纳入“财政社保资金专户管理”；受托金融部门要对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实行“专帐管理，专款专用”。自觉接受审计部门的审计监督。
第二十二条 各有关部门协调配合，减轻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负担。乡、村两级可酌情减免其公益事业集资及义务工；医疗单位减免其诊断费和桂号费；教育部门减免其未成年子女义务教育阶段杂费；税务部门可酌情减免其有关税费。
第二十三条 享受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区、市)民政部门给予批评教育或警告，追回其冒领的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
(一)采取虚报、隐瞒、伪造等手段，骗取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
(二)在享受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期间家庭收入情况好转，不按规定告知管理审批机关，继续享受低保待遇的。
第二十四条 农村居民对县(区、市)民政部门作出的不批准享受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或减发、停发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对复议决定仍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第二十五条 各县(区、市)依照本办法，制定本辖区内的具体实施办法。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解析命案招标及由此引发的思考

张海燕

摘要 命案招标作为侦查实践中的一项大胆探索，受到赞扬的同时也经受着质疑，一方面它使侦查破案效率在一定程度上有了相对的提高，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有必要澄清在命案招标认识上存在的诸多误区，认清其与经济领域中的招投标活动的实质区别，并对其加以客观地分析。
关键词 命案招标 侦查效率 破案

2004年，河南省焦作市公安局推出了“命案招标”，引起广泛争议。从侦查实践看，“命案招标”并非焦作首创。社会对此举褒贬不一，其中不乏观点偏激者。招投标本属于经济活动范畴，将其借用到刑事侦查领域，使得“命案”与“招标”联系在一起，在很大程度上是该项创新必然伴随争议的症结所在，因为在多数公众的思想中，公权力为民主持公道，是不该与利益有瓜葛的，至少在情感上是不易接受的。“命案招标”本质上是公安机关内部的一种竞争激励机制，目的是落实破案责任制，提高侦查效率，其初衷是良性的。
“命案招标”所带来的积极意义无疑是值得肯定的，该项举措进一步明确了破案责任，权责明确，增强了侦查人员的责任心，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侦查破案效率，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其在深层次上还存在许多问题，值得研究探讨。
一、正视“命案招标”的理论前提
焦作市公安局推出该举措的大背景是全国公安机关普遍开展的“命案必破攻坚战”，因此我们可以把“命案必破”理解为命案招标的理论前提。笔者以为，在一定时间，一定地域范围内（也就是说在一个相对的时空内）有可能达到100%的命案侦破率，注意这里讲的是一种可能性，是有条件的，但如果说侦查机关一定能达到100%的破案率，这个命题则存在重大瑕疵，是经不起推敲的。
侦查工作具有其特殊性，侦查过程是一种回溯性思维过程，是由果推因的推理活动，具有不可预知性，在这个倒叙的过程中，存在着诸多的变量，即或然性因素。侦查过程是侦查人员与犯罪分子之间的活力对抗，是一个动态系统，虽然侦查机关握有强大的国家权力之盾，但相对于犯罪分子而言，却处于信息劣势，因为犯罪分子才掌握着最充分的犯罪信息。命案必破的提法虽然欠妥，但作为一种侦查理想，具有激励功能。在命案必破这个大前提下，提出命案招标，使得命案招标的主旨更加鲜明，前者是目的，后者是手段。
二、解读“命案招标”中存在的三个误区
误区一，命案招标是在命案必破的强大压力之下提出的，期冀由压力而生动力。笔者以为，该种动力是由外部因素激发的。诚然，动力多数情况下，都是由内力或外力产生的，抑或两者之和转化而来，是一种特殊的能量转换，但相比之下，动力源自然是由内力驱动的最佳，最具主动性，其次内外力之和（内力＞外力），最次外力。命案招标则更倾向于第三者，而源于外力的动力，难于持久，其能量源终会枯竭。
各地公安机关的命案招标虽具体内容不一，实乃异曲同工，其内容都包含两方面：“大棒加胡萝卜”，即责任和利益，笔者称其为一种推拉式的外力。以利益为拉动力，以责任为推动力，两力相加，产生前进的动力。
误区二：在焦作市公安局实行命案招标后，四起命案积案一个月内侦破，由此引来激烈争议。从表象上看，破与不破，只因一个“命案招标”，尽管其内容有责任鞭策，有利益驱动，赞同者看到的是前者，反对者更多看到的是后者。从而造成一个假象：警察需要额外利益刺激才能破案。从而导致公众的抵触。笔者以为有必要澄清一点，虽然有利益因素在内，但不应忽略命案招标所带来的责任到位的作用，两者都是案件侦破的要素。
误区三：案件的侦破受主客观两方面条件的制约，而“命案招标”似乎过于强调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使人易误解为以往没有破案是因为侦查人员主观上不努力。试图从主观上解决案件侦破问题，却淡化了客观因素的制约作用。
三、从作为招标对象的案件透析命案招标
以焦作市公安局为例，命案招标后，一个月内侦破的四起陈年命案有三起皆是已有重大犯罪嫌疑人，只因在缉捕上出现困境，并非疑案、难案。只有第四起案件—修武县“2000.3.19”无名尸骨案，可归于难案，案情简要内容如下：根据以往侦破经验，命案发生后先查找尸源，查死者的社会关系，锁定疑犯，用此思路三年多未破案，形成积案。命案招标后，新组长先从查现场入手，大量走访，得知案发现场当年是一个砖厂，案件以此为突破口得以侦破。我们姑且不对先前的侦查思路是否正确加以评说，从该案例暴露出的侦查工作中的问题是值得反思的。即侦查思维定势，以静态的思维看动态的案件侦破工作，未重视现场在侦查破案中的特殊作用。正如人的指纹具有专属性一样，每一起案件皆有其各自的特点，即使是同一人做的系列案件，因某些共同特征可以串、并案侦查，但在某些环节上仍存在差异，因此，没有一层不变的侦查思维模式可以套用，不能以不变应万变，侦查对象处在变化中，则侦查思维也要随机应变。
这里有必要重申犯罪现场勘查以及犯罪环境信息的重要性，因为犯罪现场上往往储存着犯罪信息，或是大量的，或是微小的，但都有可能会给侦查破案带来意想不到的收益。现代刑事侦查依靠刑事鉴识技术引导破案，即使在歇洛克•福尔摩斯时代，也不完全是依靠“KEEN EYES AND GUT-FEELING（敏锐的目光与直觉）”，福尔摩斯几乎每起案件中必亲自勘查现场，从中获取犯罪信息，再经过缜密的推理破案。侦查思维构建在犯罪信息之上，而犯罪信息又要依赖侦查思维的整合，二者不可或缺，因此随着现代犯罪分子反侦查手段的科技含量日益提高，新型犯罪案件层出不穷，侦查对抗能力亦要随之提高，甚至更胜一筹，掌握侦查对抗的主动权。
四、对命案招标实践的深层思考
针对焦作市公安局命案招标实践的几点做法，笔者有以下思考：其一，焦作市公安局对招标案件在全局范围内招标，该局相关文件规定：“根据案件侦破难易程度评估，标的分别设定为3万元、2万元、1万元不等奖金；凡在专项行动期间，抓获一名命案在逃人员奖励3万元，对突出贡献的，报请记功，破格提拔使用。”
对破案有功人员，作为奖励，给以适当的物质或精神奖励，是情理之中的事，有时候也是一种必需，能够激励侦查人员的破案积极性。但不宜过，前文讲过，内动力才能持久，而这种内动力源于警察，尤其是刑侦人员的职业精神，而单纯地诱之以利，或加压，都有个度的问题，可能会出现类似于经济学上的边际效用递减现象，即是说，当一个人对利益的追求不断攀升到最高点后则这种欲求会不断趋减，从而驱动功能弱化。
其二，中标者多是从事刑侦工作多年的各大队的队长或副队长，及经验丰富的骨干侦查员，哪些人能中标由一套制度和规定决定：破案方案由市局领导会同有关专家研究，比较优劣。笔者的疑问有二：一是由于案件侦破具有不可预知性，究竟哪种方案能最终破案能否事先选定，值得质疑，这不同于经济活动中的招投标，对投标书的评标有一个可参考的量化标准，如成本可以预算，质量可以控制。破案方案是一种思维的表述，而评价这种思维的最终标准是能否破案（诚然，以最小的侦查成本获取最大的侦查效率是最佳方案）。但问题在于这个标准本身要依靠该标准所要评价的对象的实施来验证，即是事后标准，非事前标准，实质上使得被评价对象失去了所谓的评价标准。二是按照精英的评价标准选出的破案方案是否就能指向破案？破案过程是侦查人员与犯罪分子的思维对抗过程，侦破方案也要随着信息的不断获取而不断修正，是动态的，甚至有可能完全推翻事先拟定的方案。因此，笔者认为与其在零散的图画碎片中挑出一张主观上认为较完美的一张，不如将所有碎片拼起来，或许得到的是更美的风景，即优选不如整合优势，达到最大的可能性，更利于拓宽侦查思路。
另外，针对一些确实难度大，无侦查线索的案件，根据实践情形看，存在无人应标现象。由于奖惩结合，风险系数大，趋利避害，导致真正有难度的案件仍为悬案，从而未达到命案招标设计者的理想初衷，冲抵了其所带来的积极效应。根据实践部门的反映，招标后，能够迅速破案主要归因于新的侦查思维打开了破案思路，换人换了思维，即“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由此推理，要换侦查思维，一定要换人吗？显然该命题是不正确的，思维是多层次的，多角度的，问题在于侦查思维的单一，不在于是否为同一人。对于此类案件，笔者认为不妨成立“冷案组”（team for cold cases）,集中优势兵力作战。
其三，案件侦破工作的每一步进展皆向领导汇报，每步行动要经过领导同意，思路自己拿，工作自己做。这表明侦查中的招标不等同于经济中的招标，经济活动中的招投标双方是市场上有不同经济利益目标、但市场地位平等的独立经济主体，投标者之间是竞争关系，从经济学上讲，各方都是为谋取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而侦查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全面协作，投标方与招标方是行政隶属关系，而非并列关系，招标方与投标方之间、投标方之间目的同一：打击犯罪，保护人民。各方之间更多的是协作关系而非竞争关系。因此刑侦中的命案招标，只是借用了经济中的招标，两者有本质的不同。侦查破案需要的是各方的合力，而不应将这种合力分散。笔者疑问，命案招标是否能如在经济活动中取得明显经济效益一样，而提高侦查效益？有待实践检验。
从焦作市公安局的做法看，市局成立督导组，办案经费由市局拨付，要多少给多少，甚至不惜坐飞机抓捕疑犯（有时必要），人力有保证，需要大面积排查时市局调动警力配合，整个案件侦破过程，有关技术人员全程跟踪提供保障，可以看到，围绕命案招标侦破小组，需要各方面的支持，以其为中心，并未发挥出小军团作战的最初构想，耗费大量侦查资源，成本高，但从另一方面讲，如果这些保障未跟上，就很可能使命案招标流产，这是一个矛盾。
五、结语
经济领域里的招标活动有相应的法律和法规来规范和调整，保证其公正性。笔者认为可以将“命案招标”作为一种例外机制使用，不宜作为常规机制，并且需要有完整的程序规则来规范，一项新制度出台后，往往需要诸多环节的衔接配套，需要植根的土壤，如果没有适宜生存的土壤，终将异化。
在实施命案招标的各地公安机关的做法中，几乎都要求中标者事先交纳不同比例的保证金，如果不能破案，则予以没收。由于警察（刑警）作为一种特殊的职业，要承担较大的职业风险，而命案招标又使得刑侦人员，要承担另外一份风险，即经济风险。经济保障是执法公正，执法独立的一个基础条件，而返道行之，长此以往，难免滋生执法腐败。
侦查实践中要避免一种倾向，即只在意结果，而不问在取得这个结果的过程中是否会产生一些副产品，要结果更要过程，不可否认，命案招标实施后的确在短期内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但不能只争朝夕，要注重长效机制建设。侦查机关为社会提供特殊的公共产品，有其特殊的运行规则，我们只能说在这个规则内探索有益的改革举措，使得这个规则更加有效运转，更趋完善，而不是打破甚至推翻这个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