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印发《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和价款使用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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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行政诉讼法》施行的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在民与官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让“民告官”变成了现实，它体现的是一个国家的民主精神和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价值取向，在这种大的价值取向下，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就形成了一种压力，迫使自己学法、懂法和依法行政，各级政府依法行政的水平也确实得到了不断提高，但却没有使司法与行政很好地良性互动。在行政审判实践中，审判独立处处受阻，严重阻碍着司法独立的实现，制约着公平、正义法治理念的发展。“没有独立的司法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司法独立。”作为一句法学名言，它深刻地揭示出司法独立的内在价值。可以说，司法独立是现代法治社会的标志，是依法治国的前提。本文中，笔者从行政审判的视角出发，着力分析我国现存行政审判体制对我国行政审判独立的影响，并力求探索出一条更符合法治理念的行政审判之路。

【关键词】：审判独立 行政审判 制度构想

一、我国行政审判制度的历史沿革

行政审判作为我国审判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民事审判、刑事审判并称为我国的“三大审判”制度。但与另两种审判不同的是，行政审判的产生远远落后于民事审判和刑事审判，我国的行政审判走过了一条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粗到细的不断完善的道路。刑事审判、民事审判是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在原始社会，人们主要通过部落习俗，采取“血亲复仇，同态复仇”的方式解决成员间的纠纷，进入到我国的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统治者意识到，这种纠纷解决方式不利于维护统治秩序，于是就设立了中央审判机构，当时的中央审判长官称为“司寇”。以后各朝都设立了这种审判机构，只是称谓不同罢了，在秦汉时期称为“廷尉”，在南北朝时期称为“大理寺卿”，在明清时期称为“三法司”。而行政审判只是在最近二十年才逐渐发展起来的，这与我国的历史条件和行政法的特点是分不开的。在奴隶制和封建专制制度下，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行政审判。纵观中国法制史，我国传统法律的一个弊端就是司法行政合一，行政机关兼行司法权，忽视程序正义。在司法审判中，地方各级衙门的司法审判权力，不过是行政权力的延伸或附属，且审判中受其他机构干涉，皇权至高无上。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怎么去行使行政审判？而且为了案件的妥善解决，可以运用一切手段，刑讯逼供不可避免，又怎么让老百姓去行使行政诉讼权利？随着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中国“门户顿开”，社会形势日趋月异，各种西方思想包括法律文化不断输入中国，且逐步被接受和认可，这就迫使当时的清政府进行改革。清末司法改革改变了中国沿袭了两千多年的司法行政合一的传统社会政治结构，开启了中国的法律近代化的历程，是中国法制史上的重大事件，对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中国法律正是在这一时期开始了全方位的近代化，行政诉讼观念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在光绪三十三年清政府颁行的《法院编制法》中，其第二条规定：“审判衙门掌审判民事、刑事诉讼案件，但其关于军法或行政诉讼等另有法令规定者，不在此限。”当时的清政府也明确暗示要成立单独的行政审判衙门。[1]但因清政府的迅速灭亡，这一设想最终未能实现，行政审判衙门也未能建立起来，但无可置疑，清政府在预备立宪的背景下，确立了在普通审判衙门之外单独设立行政审判衙门的二元制模式。虽然清末法制改革的初衷是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但对推动我国的法制进程也不无意义，它改革了行政、司法合一的体制，确立司法独立原则，试图通过理性化的诉讼程序，确保公正的审判结果。只是由于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这种改革也只能是“瓮中捉鳖”。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也未能立即建立起行政审判制度。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在总结革命根据地经验的基础上，开始创立系统的社会主义的行政法和行政法制度，制定并颁布了大量的行政组织方面的法律法规。[2]，但是当时对行政法制的认识并不是很深刻，并没有把它与民主政治密切地联系起来，因而当时所建立的行政法制是不完善的，同时由于在政治体制上存在着党政不分的问题，公民尚不能到法院去控告政府机关的违法失职行为，使政府机关作为被告和公民一道接受法院对他们之间发生的争议的审理和裁决。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法处于被冷落、被遗忘的境地，其作用基本上为政策和行政命令所取代。[3]只有在较为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在法制和民主政治制度下，行政法才能不断发展、兴盛，于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的行政法制建设走向了发展的新时期，1982年试行的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受理法律规定可以向法院起诉的行政案件，行政诉讼制度开始实行。此后，经过各种曲折，于1989年4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我国第一步真正意义上的行政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正式确定“民告官”的行政诉讼制度，逐渐构建起了有中国特色的行政审判制度，也确立了合法性、合理性、比例原则、自由裁量等行政原则。从此我国的行政审判步入了“有法可依”的时代。

综上，我国的行政审判比民事审判、刑事审判起步晚了几千年之久，但我国的行政审判发展迅速，作用明显。公民可以与政府机关对簿公堂，平等地与之明辨是非，政府机关的行为如果确实违法，损害了公民的合法权益，还要向公民赔礼道歉，依法承担侵权赔偿责任。这种诉讼过程和诉讼结果无论是对于参加诉讼的当事人，还是对于从各种渠道获知相关信息的公民，都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民主、法治教育，极大的增强了公民的权利意识和民主法制意识。而且行政案件受案数量逐年递增，1988年8月25日，我国出现了一例也是发生在温州的我国首例“民告官”案件，而去年，我国各级法院共审理行政案件12.1万件，同比上升10.5%[4]。尽管各级法院受理的行政案件以及“民告官”的胜诉率都在逐年递增，但这并不能掩盖我国行政审判工作中的种种不足：一些地方法院领导对于行政审判的重要性认识还不高，重视还不够；诉权保护不力、“告状难”的现象仍然存在；少数案件办案质量和效率还不高；行政争议日趋复杂化，行政审判的难度加大；行政审判力量和队伍素质有待进一步加强和提高；司法环境还有待于进一步改善。[5]笔者认为，所有的这些都不同程度折射出我国行政审判中的审判独立问题。

二、审判独立的内涵

审判独立一直是我国司法改革的一个前沿和难点问题，从字面上看，审判是指人民法院代表国家对当事人的纠纷进行认定、裁决的诉讼活动，独立是指不受干涉、自由。顾名思义，审判独立就是人民法院的诉讼活动不受干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行政审判作为我国审判制度的组成部分，它同样要求审判的独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条规定，人民法院依法对行政案件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与我国的宪法精神是一致的，有利于我国行政审判工作的进行。

在学理上，审判独立是指人民法院依照法律的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在法院内部，则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外部独立与内部独立。针对目前我国学术界对外部独立和内部独立的争论，[6]笔者想要阐述的是：虽然我国没有明确对法官独立予以确认，但不可否认，法官独立是法院独立的基础，法院的审判活动都是通过法官来完成的，没有法官的参与就没有法院的审判，如果法官在审判活动中受到干扰，审判活动就会无法进行，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也就无法实现。因此，法院独立与法官独立是相互依存的，法院独立是法官独立的前提和基础，而法官独立则是法院独立的最终表现。笔者这里说的审判独立不是绝对的独立，我们的审判权应该受监督，因为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但是监督的主体笔者认为不应该包括政党、人大。

三、我国现行行政审判体制的现实困境

前文中已经述及，我国实行行政诉讼制度的历史还不长，行政审判的司法环境还不尽如人意，开展行政审判工作还存在较大的阻力，特别是在当前我国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特定历史时期，大量复杂的社会矛盾不断出现，行政行为侵害相对人利益的现象不可避免，但来自各方的干涉，特别是被告行政机关的非法干预还不同程度存在，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和妨害诉讼、藐视法庭、该立案不立案的现象在一些地方还有发生，这些都严重制约着行政审判的进行，妨碍着审判独立的实现。概言之，我国行政审判独立目前还有以下四大问题亟待解决。

1、行政审判权遭遇外部压力——地方保护。法作为一种通过规定人们的权利、义务关系来调整人们行为或社会关系的社会规范，只有将抽象的行为模式转化为人们现实的权利、义务关系，才能发挥其应有的功能。但在法的实施过程中可能有各种因素阻碍着法的功能的发挥，因而不能产生立法者希望通过进行法律规制所达到的结果。

由于我国现有的政治体制、行政区划所形成的司法属地化和地方利益的存在，在中国现实地客观地存在司法上的地方保护主义。[7]尽管我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第四十一条对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受案条件都有明确的规定，但法的制定与法的实现永远是一对矛盾体。由于法院审理的行政案件涉及行政机关的切身利益，有的地方规定，受理行政案件要经党委、人大、政府批准，还有的地方甚至规定行政案件的受理要由政法委讨论决定。[8]即使受理了，有些地方法院也怕得罪行政机关而不愿意审理行政诉讼案件，经常向行政机关请示，无视审判的独立性。有的地方，党委、政府采取行政手段对法院受案范围加以限制，再加上我国目前法院的行政化色彩，致使有的地方法院对该受理的案件不予受理。特别是当被告是县级政府的时候，这种现象尤为严重。办案法官普遍存在一定心理压力，不敢大胆行使行政审判权。似乎是立法者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为了使法真正得到实现，发挥法在社会生活中应有的作用。立法者在法的层面上力图解决这一难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一项中规定，当被告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且基层人民法院不适宜审理时可以由中级人民法院作为一审法院来审理该案件。但殊不知，纵使由中级法院来审理该案件也无从打破地方保护干扰。地方保护已经严重影响着行政审判的独立行使，法院成为维护本级地方政府的有力武器。

2、行政审判权遭遇内部压力——法院行政化。早在17世纪洛克就提出了三权理论，到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总结前人思想和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三权分立学说，其核心是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相互独立、相互制衡，即为行政、司法、立法三大权力分属三个地位相等的不同政府机构，由三者互相制衡。这已经成为当前世界上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广泛采用的一种民主政治思想。审判权是一种司法权，在我国却没有摆脱行政的笼罩。法院设置行政化、法院管理行政化。长期以来我国法院的管理模式采用行政管理模式，并套用相应的行政级别，按层分级管理。法官需要向庭长、院长汇报案件，案件处理结果最终也要通过庭长、院长的签发，如果庭长、院长对案件的处理结果有不同的观点，有权不予签发并可要求合议庭重新合议，在事实上出现了“一把手负责制”，这种行政管理模式严重妨碍着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特别是在行政审判中，法官的审判权本就遭遇行政机关的外部压力，再加上内部压力，行政审判的难度可想而知。

3、行政审判权遭遇自身压力——法院地方化。行政审判是指人民法院依照法定程序审查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并判断相对人的主张是否妥当，以作出裁判的一种活动。[9]《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条的规定：“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适用调解的仅仅是行政赔偿案件。但在行政审判实践中，调解却是一种常用的审判方式，法官们也积极采用协调方式动员当事人撤诉或者违法调解，偏袒行政机关，这种与法律背道而驰的做法实在是一种“难言之隐”。

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规定，地方法院院长的任免由地方党委提名，提交同级人大举手表决，副院长以下的法官，由同级人大常委会任免。这种任免方式无疑弱化了法官对国家的整体认同感，认为自己只是地方的法官而非国家的法官，最终导致法官效忠于地方。与此同时，由于各级人民法院的各项经费保障受制于各级政府，如法院工作人员的工资、法院的办公经费等等，均要列入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预、决算，统一由各级政府调配使用。各级法院的人事劳动权也掌握在各级人民政府的手中，一个法院如要想加强队伍建设，需录用相关工作人员，没有编制显然是不行的，而各级政府的编委按照相关规定不给法院编制，法院显然不能违规录用相关工作人员。正是由于行政审判一方当事人地位的特殊性，对法官们的干扰很大，使得法官们倍感压力，因为法官们也是普通的人，同样也会有物质生活方面的需求，同样需要养家糊口。所有的这些因素让法官们“后退无路”，却又不得不“迎难而上”，这就很难保证法官们不会为了平衡方方面面的关系而牺牲法律赋予的独立审判权。失去了独立的审判权，司法的公正性就失去了保障，而公正是司法的生命。亚里士多德认为：“公正的基准是某种利益配置；公正的基本公式是成比例平等。公平和平等在一定范围内含义是相同的。”[10]失去了公正的司法又怎能使人信服？人民群众就会认为这样的审判实际是“官官相护”，愚弄百姓，就会对行政诉讼失去信心，行政审判工作的发展就会裹足不前，行政法治的建设就会举步维艰。

4、行政审判遭遇立法瓶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条规定，人民法院依法对行政案件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尽管我国《宪法》也对审判独立作了明确的规定，但都很粗矿，在排除干涉的主体上都有缺漏，没有政党、没有国家权力机关，这就为政党和国家权力机关干预司法留下了法律上的漏洞，特别是在行政审判中，这种干扰性就更强了。在地方各级人大代表中，行政官员所占比例通常都在60%以上，这种身份结构，在一定程度上使人民行使权力的机构蜕变成贯彻行政意图的机构。行政审判体制要求法院的审判活动接受人大的监督，当政府及其行政长官想对行政审判权进行干预时，也可以通过人大监督权的行使，将行政干预隐藏于人大监督之中，给行政干预行政审判活动披上合法的外衣。另外，行政审判实践中，时常有地方行政长官借地方党委对行政审判活动实施领导之名，行干预行政审判之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四款规定：“在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情况下，法院可以判决变更。”这显然不利于公民的诉权保护。换个角度就是说，法律认可行政机关可以违法，可以“适度”侵犯公民的权利，但审判实践中，显然这个“适度”囊括了很多复杂多样的可变更行为。法是国家意志的体现，而国家又是阶级的产物，在我国，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法应该体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但似乎我国的行政立法不能做到这一点，不知为何原因？


虽然行政审判对保障依法行政和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起着非常重大、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在民主法治建设的今天日益彰显。但2006年10月31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修正后的《人民法院组织法》通篇未提行政案件、行政审判庭。《人民法院组织法》第三条规定：“人民法院的任务是审判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并且通过审判活动，惩办一切犯罪分子，解决民事纠纷，以保卫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和社会秩序，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财产、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障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人民法院组织法》第十八条规定：“基层人民法院可以设刑事审判庭、民事审判庭和经济审判庭，庭设庭长、副庭长。”《人民法院组织法》第二十条规定：“基层人民法院审判刑事和民事的第一审案件，但是法律、法令另有规定的案件除外。”不知道是立法者的有意为之，还是立法者的忽视，不得不让人产生各种联想，行政审判似乎是名不正言不顺。

四、保障行政审判独立的对策

在新的历史时期，新的发展历程中，要进一步明确行政审判的发展方向，就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从以下几个方面下大工夫：

1、加强行政审判队伍建设。法的实施离不开人的作用，作为审判权之一的行政审判权，它的发展同样离不开每个法官个人的作用。要改善我国的行政审判工作，就必须首先提高我国行政审判队伍的素质。要以科学发展观重要思想为指导，以“三个至上”为工作原则，加强法官的思想政治工作，树立人民法官为人民的根本思想，开展职业道德和纪律作风教育，加强对法官道德素质的培养，加强法官的教育培训工作，做到能者上，庸者下。使行政审判干部达到政治坚定、公正廉洁、纪律严明、业务精通、作风优良、道德高尚。

2、加强对妨碍行政审判行为的处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或者处一千元以下的罚款、十五日以下的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鉴于行政审判的特殊性，对非法干涉行政审判的，笔者认为应该增加一项，对行政机关干扰人民法院审判的，人民法院可以对有关单位和工作人员做出处罚。从法的层面上制止行政审判中的不当干涉，给行政审判的独立提供更有力的法律保障。

3、改革人民法院的管理体制。改革人民法院现行管理体制的原则就是实行司法独立，要真正实行司法独立就必须建立法院独立和法官独立的保障救济机制。首先，人民法院在机构设置上必须与行政机关保持独立，同时在处理行政事务方面也应保持自己的独立自主性；其次，应该借鉴外国比较成功的经验，实行法官任用制、终身制、高薪制、惩戒制。针对我国行政审判中的各种困扰，有学者认为我国应该设置行政法院。如前所述，行政审判在我国的干扰性很大，笔者认为，要实现行政审判中的审判独立，我们可以借鉴德国经验，建立隶属于司法系统的专门行政法院，我国海事法院、铁路运输法院等专门人民法院的成功运行都给我国设置专门的行政法院提供了宝贵经验。在组织系统，可以设置为最高行政法院、高级行政法院、中级行政法院，这里不设置基层行政法院，主要是为了尽量减少行政审判的干扰性，保证行政审判的公正性和独立性；在组织权限上，行政法院的法官在行使审判权的时候不受行政机关意志左右，只服从于法律。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保证行政审判独立，实现行政法治。
山东省济南市人民政府


济南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


（2003年7月14日济南市人民政府第四次常务会议通过 2003年8月12日济南市人民政府令第208号公布 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城市房屋拆迁管理，维护拆迁当事人合法权益，保障建设项目顺利进行，根据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山东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市城市规划区内国有土地上实施房屋拆迁，需要对被拆迁人补偿、安置的，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拆迁人，是指依照本办法规定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单位。

本办法所称被拆迁人，是指被拆除房屋的所有人。

第四条 拆迁人应当依照本办法的规定对被拆迁人给予补偿安置；被拆迁人、被拆除房屋承租人以及其他占用被拆除房屋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在搬迁期限内完成搬迁。

第五条 济南市房地产开发拆迁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市开发拆迁办）是本市房屋拆迁主管部门，对本市市区内城市房屋拆迁工作实施监督管理。

规划、土地、房管、公安、工商、物价、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市开发拆迁办做好房屋拆迁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二章 拆迁管理

第六条 建设单位应当持规划管理部门核发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及附图、附件，向市开发拆迁办申请拆迁冻结。

市开发拆迁办应当自收到申请后十日内进行审查；符合冻结条件的，由市开发拆迁办发布拆迁冻结通告。自冻结通告发布之日起，冻结范围内的单位和个人不得进行下列活动：

（一）房屋及其附属物的新建、扩建、改建；

（二）房屋买卖、交换、赠予、租赁、抵押、析产、分列房屋租赁户名；

（三）改变房屋和土地用途；

（四）企业工商登记和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法人登记。

市开发拆迁办应当将前款所列事项，书面通知有关部门在冻结期限内暂停办理相关手续。

第七条 拆迁冻结期限最长不得超过六个月；建设单位在冻结期限内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冻结期限自动延长至拆迁期限届满之日；冻结期限届满时建设单位未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拆迁冻结自行解除。

第八条 建设单位申请房屋拆迁许可证，应当向市开发拆迁办提交下列资料：

（一）建设项目批准文件；

（二）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三）国有土地使用权批准文件；

（四）拆迁计划和拆迁方案；

（五）办理存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出具的拆迁补偿、安置资金证明；

（六）产权调换和安置用房证明。

市开发拆迁办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对申请事项进行审查；经审查，对符合条件的，颁发房屋拆迁许可证。

建设单位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后，方可实施拆迁。

第九条 房屋拆迁许可证发放的同时，市开发拆迁办应当在拆迁范围内发布拆迁公告，将拆迁人、拆迁实施单位、拆迁范围、拆迁期限、搬迁截止日等予以公布。

第十条 拆迁人必须按照房屋拆迁许可证规定的拆迁范围和拆迁期限拆迁，不得擅自改变拆迁范围和延长拆迁期限。

需要延长拆迁期限的，拆迁人应当在拆迁期限届满十五日前，向市开发拆迁办提出申请；市开发拆迁办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十日内给予答复。

第十一条 拆迁人可以委托取得市开发拆迁办颁发的房屋拆迁资格证书的单位（以下简称拆迁单位）实施拆迁，也可以自行拆迁。

拆迁人委托拆迁的，应当向被委托的拆迁单位出具拆迁委托书，并订立拆迁委托合同。

接收委托的拆迁单位不得转让拆迁业务。

第十二条 拆迁人和拆迁单位内从事拆迁工作的人员（以下简称拆迁工作人员）应当通过拆迁业务知识的培训，经考核合格，取得市开发拆迁办颁发的拆迁工作人员上岗证后，方可从事拆迁工作。

第十三条 在拆迁公告规定的搬迁截止日前，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应当依照本办法的规定订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

拆除按协议租金出租的房屋，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对解除租赁关系达不成协议的，拆迁人应当与被拆迁人、房屋承租人订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拆除按政府规定租金标准出租的公有房屋，拆迁人应当分别与被拆迁人、房屋承租人订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

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约定的搬迁期限应当在拆迁公告确定的搬迁截止日前。

第十四条 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订立后，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在协议约定的搬迁期限内拒绝搬迁的，拆迁人可以依法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仲裁或者诉讼期间，拆迁人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先予执行。

第十五条 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房屋承租人在拆迁公告规定的搬迁截止日前，未能依照本办法规定达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当事人可以向市开发拆迁办提出书面裁决申请。裁决申请最迟应当在搬迁截止日后的第三日提出。

第十六条 市开发拆迁办应当自收到裁决申请后三日内将裁决申请书副本送达被申请人。被申请人应当自收到裁决申请书副本之日起五日内向裁决机关提交答辩书。被申请人不提交答辩书的，不影响裁决的进行。

第十七条 市开发拆迁办应当自收到裁决申请书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裁决，并将裁决书送达当事人。

当事人对裁决不服的，可以自裁决书送达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拆迁人依照本办法规定已对被拆迁人、房屋承租人给予补偿、安置或者提供周转用房的，诉讼时效内和诉讼期间不停止裁决的执行。

第十八条 被拆迁人、房屋承租人在裁决规定的搬迁期限内未搬迁的，由市开发拆迁办会同市公安等部门强制拆迁，或者由市开发拆迁办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拆迁。

违法建筑和临时建筑使用人在搬迁截止日后仍拒不搬迁的，由市开发拆迁办会同市公安等部门强制拆迁。

实施强制拆迁前，拆迁人应当就被拆除房屋的有关事项，向公证机关办理证据保全。

第十九条 拆迁中涉及军事设施、教堂、寺庙、文物古迹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

第二十条 拆迁范围内的房屋及其附属物，由拆迁人组织拆除，并负责因拆迁造成的房屋、道路、绿地等建（构）筑物及设施残缺的修复和市容环境卫生等事宜的处理。

第二十一条 拆迁人应当自拆迁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市开发拆迁办申请拆迁验收。市开发拆迁办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五日内予以验收。验收合格的，由市开发拆迁办发给拆迁验收合格证。验收不合格的，由市开发拆迁办责令限期整改。

对未取得拆迁验收合格证的建设项目，建设管理部门不得办理新建工程开工手续。

第二十二条 拆迁人应当自取得拆迁验收合格证之日起十五日内，持房屋拆迁许可证和拆迁验收合格证，到市房产管理部门办理房屋注销登记手续。

第二十三条 尚未完成拆迁补偿安置的建设项目转让的，应当经市开发拆迁办同意，原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中有关权利、义务随之转移给受让人。项目转让人和受让人应当书面通知被拆迁人，并自转让合同签订之日起三十日内予以公告。

第二十四条 拆迁人实施房屋拆迁的补偿安置资金应当全部用于房屋拆迁的补偿安置，不得挪作他用。

市开发拆迁办应当加强对拆迁补偿安置资金使用的监督。

第二十五条 市开发拆迁办应当建立、健全拆迁档案管理制度，加强对拆迁档案资料的管理。

第三章 拆迁补偿与安置

第二十六条 拆除未出租的房屋，拆迁人应当对被拆迁人实行货币补偿或者实行房屋产权调换。被拆迁人选择房屋产权调换的，应当接受拆迁人提供的房屋；不接受拆迁人提供的房屋的，实行货币补偿。

第二十七条 拆除未出租的房屋实行房屋产权调换的，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应当结清货币补偿金额与所调换房屋价值之间的差价。

第二十八条 拆除按协议租金出租的房屋，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解除租赁关系或者被拆迁人对房屋承租人进行安置的，拆迁人应当依照本办法拆除未出租房屋的规定，对被拆迁人进行补偿安置。

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不能解除租赁关系的，拆迁人应当依照本办法拆除未出租房屋实行产权调换的规定，对被拆迁人实行房屋产权调换。产权调换的房屋由原房屋承租人承租，被拆迁人应当与原房屋承租人重新订立房屋租赁合同。

第二十九条 拆除住宅房屋实行货币补偿的，其货币补偿金额的计算公式为：住宅房屋货币补偿金额＝住宅房屋市场评估平均单价×（1＋调整系数）×建筑面积。

住宅房屋市场平均单价由评估机构根据拆迁范围内住宅房屋区位、建筑结构、房屋类型等因素评估确定，报市开发拆迁办备案后，在拆迁范围内公布。

调整系数根据房屋的实际新旧状况在评估单价的2％以内确定，不含房屋建造使用年限折旧因素。

被拆迁人（或者公有房屋承租人）对确定的货币补偿金额有异议的，可以向拆迁人申请单独评估；拆迁人收到申请后，应当委托原拆迁评估机构进行评估。单独评估的，其货币补偿金额按房屋单独评估价值确定。

第三十条 拆除按政府规定租金标准出租的公有住宅房屋，租赁关系终止。拆迁人应当对被拆迁人实行货币补偿，被拆除房屋为平房和简易楼房的，其货币补偿金额为本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的住宅房屋货币补偿金额的10％；被拆除房屋为楼房的为15％。拆迁人还应当对房屋承租人实行货币补偿或者房屋安置。房屋承租人选择货币补偿的，被拆除房屋为平房和简易楼房的，其补偿金额为本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的住宅房屋补偿金额的90％，被拆除房屋为楼房的为85％。房屋承租人选择房屋安置的，应当接受拆迁人提供的安置房屋，并与拆迁人结清货币补偿金额与安置房屋价值之间的差价，结清差价后，安置房屋的产权属房屋承租人所有。

第三十一条 拆除未出租私有住宅房屋和按政府规定租金标准出租的公有住宅房屋，被拆迁人和公有房屋承租人不能结清产权调换房屋或者安置房屋与货币补偿金额之间的差价的，拆迁人应当给予适当照顾。

第三十二条 拆除未出租的非住宅房屋实行货币补偿的，其货币补偿金额根据房屋的区位、用途、建筑面积等因素，以房地产市场评估价值确定。

第三十三条 拆除按政府规定租金标准出租的公有非住宅房屋，租赁关系终止。拆迁人应当分别对被拆迁人、房屋承租人实行货币补偿。对被拆迁人的货币补偿金额为房屋市场评估价值的30％；对房屋承租人的货币补偿金额为房屋市场评估价值的70％。

第三十四条 被拆除房屋的评估，由拆迁人委托经市开发拆迁办核准的评估机构实施。拆迁当事人对评估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在收到评估结果后五日内向原评估机构申请复估；申请复估的，以复估结果为准。

第三十五条 拆迁人提供的安置房屋应当产权明晰，无权利负担，并符合规划确定的配套要求和建筑质量、安全、技术标准。

拆迁人提供的安置房屋的价值，由经市开发拆迁办核准的评估机构评估确定，原则上不得低于本办法规定的货币补偿金额，但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或者被拆除房屋承租人协商一致的除外。

第三十六条 拆除住宅房屋装修部分的补偿标准，由评估机构根据装修档次和成新确定，被拆迁人或房屋承租人可向评估机构申请装修部分的评估，根据评估结果确定补偿金额。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自行拆除的，不予评估和补偿。

第三十七条 拆除非公益事业房屋附属物，由拆迁人对被拆迁人进行货币补偿。拆迁房屋附属物补偿标准由市开发拆迁办制定，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执行。

第三十八条 拆除用于公益事业的房屋及其附属物，拆迁人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城市规划的要求予以重建，或者参照本办法拆除非公益事业房屋及其附属物的规定进行货币补偿。

第三十九条 拆除违法建筑和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不予补偿；拆除未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由拆迁人按照其重置成新价值结合剩余批准期限进行货币补偿。没有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其批准期限按两年确定。

第四十条 拆迁人应当向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支付搬迁补助费。

拆迁人提供的产权调换房屋和安置房屋是待建或在建房屋的，拆迁当事人应当在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中约定过渡期限；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自行安排住处的，拆迁人应当向其支付临时安置补助费。

因拆迁非住宅房屋造成停产、停业的，拆迁人应当给予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适当补偿。

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搬迁补助费标准，第二款规定的临时安置补助费标准，第三款规定的停产、停业补偿费标准，由市开发拆迁办制定，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执行。

拆迁人对在拆迁公告规定的搬迁截止日前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并完成搬迁的被拆迁人或房屋承租人，可以根据情况发给搬迁奖励费。

第四十一条 被拆除房屋的建筑面积以该房屋所有权证载明的建筑面积为准；房屋所有权证载明的建筑面积与房屋测绘机构实际测量的合法建筑面积不符的，以房屋测绘机构实际测量的合法建筑面积为准。

拆除按市政府规定租金标准分户承租的公有房屋，每户承租房屋的建筑面积按承租证载明的建筑面积为准；按使用面积承租的，每户承租房屋的建筑面积按承租证载明的使用面积对应的建筑面积计算，其换算公式为：每户承租房屋的建筑面积＝该户承租证载明的使用面积×整幢房屋建筑面积与使用面积的比值。

第四十二条 被拆除的房屋确认为非住宅房屋应当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一）经规划批准的用途为非住宅，或者实施城市规划控制前已建成房屋的初始登记用途为非住宅；

（二）房屋所有权证载明的房屋用途为非住宅用途；

（三）拆迁冻结时依法按非住宅用途使用。

第四十三条 拆除产权不明的房屋，拆迁人应当提出补偿、安置方案，报市开发拆迁办同意后实施拆迁。拆迁前，拆迁人应当就被拆除房屋的有关事项向公证机关办理证据保全。

第四十四条 拆除设有抵押权的房屋，抵押人与抵押权人应当依照国家有关抵押担保的法律、法规规定，就抵押权及其所担保债权的处理问题协商一致，并向拆迁人提供书面协议，拆迁人按照双方协议执行。

抵押人与抵押权人达不成协议的，实行货币补偿时，拆迁人应当将货币补偿款向公证机关办理提存。

第四章 罚则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未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擅自实施拆迁的，由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责令停止拆迁，给予警告，并处已经拆迁房屋建筑面积每平方米20元以上50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六条 拆迁人违反本办法规定，以欺骗手段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由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吊销房屋拆迁许可证，并处拆迁补偿安置资金1％以上3％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七条 拆迁人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责令停止拆迁，给予警告，可以并处拆迁补偿安置资金3％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房屋拆迁许可证：

（一）委托不具有拆迁资格的单位实施拆迁的；

（二）未按房屋拆迁许可证确定的拆迁范围实施房屋拆迁的；

（三）擅自延长拆迁期限的。

第四十八条 接受委托的拆迁单位违反本办法的规定，转让拆迁业务的，由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合同约定的拆迁服务费25％以上50％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九条 市开发拆迁办违反本办法规定核发房屋拆迁许可证以及其他批准文件的，核发房屋拆迁许可证以及其他批准文件后不履行监督管理职责的，或者对违法行为不予查处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条 围攻、辱骂、殴打房屋拆迁管理人员、拆迁工作人员及拆迁评估人员，影响正常拆迁工作秩序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五十一条 房屋拆迁评估管理的有关规定和房屋拆迁管理的具体实施意见，由市开发拆迁办根据本市实际制定，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执行。

第五十二条 在长清区、各县（市）城市规划区内国有土地上实施房屋拆迁，并需要对被拆迁人补偿、安置的，可以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五十三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2002年4月1日济南市人民政府发布施行的《济南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同时废止。本办法施行前发生的城市建设拆迁，仍按原拆迁规定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