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财政部教育部关于加快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两免一补”实施步伐有关工作意见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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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


中央国家机关会计领军人才培养实施意见

国管财〔2012〕141号



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各中央在京企业：：
为贯彻落实财政部《会计行业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2010-2020）》关于“各地财政部门和中央有关主管单位要比照全国会计领军（后备）人才培养工程做法，大力培养本地区、本部门、本系统的会计领军人才”的要求以及国管局制定印发的《中央国家机关会计行业人才发展“十二五”规划》部署，加强中央国家机关会计领军人才培养工作，制定本实施意见。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贯彻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以能力建设为核心，遵循人才成长规律，立足知识前沿，创新培养机制，严格科学管理，培养一批精通业务、善于管理、熟悉国家财经法规、具有国际视野和战略思维的复合型高层次会计人才，服务于我国经济社会科学发展，为中央国家机关和中央企业输送优秀的领军人才，为全国会计领军人才队伍提供充足的人才储备。
二、培养目标
为满足行政事业单位深化改革和中央企业实施发展战略对会计人才的需求，在考虑现阶段我国开展高层次会计人才培训能力的基础上，按照会计人才的能力框架和素质要求，开展中央国家机关会计领军人才培养工作。“十二五”期间，在中央国家机关行政事业单位和中央在京企业的范围内，培养造就200名左右会计领军人才。其中，着力培养100名左右在行政事业单位或相关重要领域担任财务负责人的行政事业类会计领军人才，积极发挥这些人才在深化行政事业单位体制改革，优化资源配置，加强财政、财务管理，推动依法行政、依法理财，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等方面的重要作用。着力培养100名左右在中央在京企业或重要经济领域担任财务负责人的企业类会计领军人才，积极发挥这些人才在深化企业内部改革，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保障企业做强做大，推动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三、组织分工
国管局负责制定中央国家机关会计领军人才培养规划，组织实施会计领军人才选拔培养工作，研究制定会计领军人才能力框架，组织设计培训方式、开发培训教材，建立会计领军人才信息库，对学员实行跟踪管理，指导配合北京国家会计学院会计领军人才培训工作。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负责教学培训，协助国管局做好学员选拔、参与研究制定会计领军人才能力框架、开发培训课程、结业考核、学员档案库建设等教务管理工作。
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各单位和各中央在京企业要积极支持配合国管局开展会计人才的选拔、使用和管理等工作，建立会计人才选送机制，推荐优秀人员参加会计领军人才选拔，制定人才使用激励机制，为优秀会计领军人才提供施展才能的舞台，全面组织好本系统会计人才队伍建设工作。
四、学员选拔
（一）选拔条件。
1.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诚实守信。
2.中央国家机关行政事业单位分管财务的单位负责人、财务部门正、副处长级干部；中央在京企业分管财务的企业负责人、财务部门正副职负责人。
3.具有经济管理类专业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具有较高的政策水平和较丰富的财务工作经验，从事财务会计工作5年以上，具有开拓创新意识和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分析研究能力。
4.企业类具有高级会计师职称或通过高级会计师资格考试并达到国家合格标准。
5.具有较高的英语水平，能够运用英语进行听、说、读、写。
6.原则上年龄不超过45周岁，身体健康。
（二）选拔方式。
坚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选拔原则，按照个人申报、单位推荐、笔试、面试、考核等程序进行。笔试与全国会计领军人才选拔同步进行，原则上使用同一试题，特殊情况下自行组织考试，申请者分别按照行政事业类和企业类不同类别参加考试。笔试结束后，根据财政部选拔情况，对有意愿参加中央国家机关会计领军人才选拔的申请者，按照成绩高低确定面试人选，独立组织面试。面试采用结构化面试方式，对面试成绩排在前若干名（具体人数以当期选拔人数为准）的人员进行考察，择优录取培训班学员。一般每两年选拔一次。
五、学员培训
采取“分类培养，联合打造”的人才培养模式。中央国家机关会计领军人才培养分为行政事业类和企业类两个类别进行。按照因材施教、学用结合的原则，实行集中培训与在职学习实践相结合、课堂教学与应用研究相结合的培训方式，通过建立学习、研究、实践、交流平台，系统学习知识，强化能力建设，全面培养和提升学员的综合素质。
（一）培训周期。
实行2+1培训模式，即每届培训周期为3年，第1年、第2年为集中培训、夯实基础阶段；第3年为参与实践、拓宽能力阶段。第一阶段以组织教学、跟踪管理为主，着重培养学员的专业素养，构筑全面的专业知识体系，拓展学员非专业知识视野，加强学员之间的交流，培养团队意识和沟通能力，提升学员的道德修养、职业使命感及社会责任感。第二阶段以高层次论坛、大跨度交流为主，创造学员参与社会实践的机会，着重提高学员的综合素质，培养学员的领导意识和国际化意识，提升学员解决战略问题的能力、处理突发问题的能力和国际交往能力，强调对学员实际工作能力的考察，激励学员专注对工作的投入和对单位的贡献，提高学员研究成果发表和出版比率，提升学员在行业中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二）培训基地。
中央国家机关会计领军人才培养以北京国家会计学院为主要培训基地，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厦门国家会计学院、浦东干部学院、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知名院校为辅助培训基地，学员所在单位为培训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培训方式。
培训由集中培训和跟踪管理两部分组成。集中培训采取短期、多次集中的培训方式，每年举办若干次。每个培训周期的首次集中培训时间一般为15天左右，以后各次集中培训时间为10天以内。集中培训结束即进入跟踪管理阶段。
1. 集中培训。以课堂教学、专题讲座、专题研讨、论坛等形式为主，通过学习交流夯实理论基础，提升知识结构，更新经营理念，拓展管理视野，培养分析判断和沟通协调能力，搭建起学员之间、师生之间沟通交流的平台，为学员实现从执行者向管理者、领导者、决策者的转变奠定基础。通过培训和综合考察，确定学员在职学习的方向和参与科研、实践的具体任务。
（1）课堂教学与专题讲座。以会计人才能力要求为指引，合理安排培训课程，以案例教学为主要培训方式，聘请国内外一流的专家、学者和有关领导担任授课教师，讲授科学的理论、知识和方法，逐步建立以会计理论知识为核心，覆盖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法学、哲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的知识网络体系，积极打造精品课程。
（2）课堂互动与专题研讨。建立课堂互动、课后讨论的培训模式，加强师生之间、学员之间的沟通与交流，促进学员吸收知识，拓展视野，提升水平。
（3）实地参观考察。安排学员到大型企事业单位、机关、院校和研究机构参观、考察，邀请单位高层管理人员介绍管理经验，引导学员从实践中学习。
（4）开展境外培训。组织学员赴境外知名院校、国际性组织、跨国企业实地考察学习，通过与外国同行的交流，了解境外会计行业发展的最新信息、学术动态及先进的管理经验，提高学员的涉外沟通能力，拓宽学员的国际视野。
（5）网络信息交流。构建网络交流平台，以网络为载体，拓宽教学手段和方式，增强学员之间的交流互动。
2. 跟踪管理。集中培训结束后，学员以在职自学为主，边实践、边学习。培训基地为学员配备导师，提供自学书目、课题项目和辅导服务。定期举办网上论坛，实现教师和学员的一对一辅导。学员根据自学书目、课题项目和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进行自学、应用和调研等。按时参加各项培训活动，定期向国管局报送学习心得、实践应用报告、业绩报告、专业论文、案例研究报告、调研报告、考察报告等，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1）实施动态跟踪管理。建立会计人才信息库和培训学员档案，记录学员在培训期间的各项表现，掌握学员动态。在培训周期内，国管局和培训基地不定期与学员及其所在单位联系，了解、通报学员的学习、工作、科研等情况，定期编辑出版学员动态。
（2）督促学员完成自学任务。安排一定的自学任务，督促学员利用业余时间认真完成学习指定阅读书目、承担省级或行业研究课题，通过不断学习，掌握相应的理论知识、科学方法，增强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专业水平和综合能力。
（3）开设网络课堂。建立培训专属网站，开辟网络课堂，将优秀课程制成课件上网，供学员学习。同时，利用网络搭建学员沟通平台，为学员培训结束后继续交流提供载体。
（4）担任授课教师。根据学员的课题研究成果，安排学员参与中央国家机关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及其他专业培训班的授课任务。
（5）担任评审专家。结合学员的综合素质和整体能力，吸收优秀学员进入中央国家机关高级会计专业资格评审专家库。
（6）参与专业研究。推荐优秀学员参加财政部、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会、财政部企业内部控制标准委员会等部门和机构组织开展的课题项目、学术研究、出国考察等活动。组织学员参与和承担中央国家机关相关专业课题的研究工作。
（7）建立跟踪评价体系。定期了解学员完成培训后的岗位职业变化，听取对学习课程的建议，为测评培训效果提供依据。
3. 联合培养。搭建行政事业类和企业类会计领军人才的沟通桥梁，通过多种方式，加强两类会计领军人才的沟通与交流，促进学习合作、业务合作、知识整合，打造会计领军人才联合团队。
（1）举办联合集中培训。每年举办一次联合集中培训，时间为3天至5天，采取“授课与交流相结合，以交流讨论为主”的培训模式。开设专题讲座，聘请国内外一流的专家、学者授课，开展交流讨论，加强两类人才之间的横向联系，开阔学员视野。
（2）举办合作论坛。以北京国家会计学院为依托，不定期举办合作论坛，邀请社会知名专家、学者、大型企事业单位高层管理人员、国家政策制定机构高层领导参加，就学员关心的问题进行讨论，实现信息共享，交流互动提升。
（3）搭建网络沟通平台。在两类会计领军人才培训分别自办专属网络平台的基础上，由北京国家会计学院负责建设两类学员公共网络沟通平台，实现远程互动，加强两类学员之间、学员与教师之间的联系。
（4）引导鼓励学员成立跨类别学习组织。积极发挥学员在学习合作、工作合作等方面的主观能动性，鼓励学员自发成立跨类别的学习、交流、互动型学习组织，构建会计领军人才学习团队。
六、培训管理
实行激励与约束相结合的培训管理机制，建立健全培训管理办法，引导学员按照培训方案完成培训任务。按照考核周期，对学员参加集中培训情况、完成自学任务情况、讲课情况、发表学术论文情况、参加论坛情况、参加网络交流情况、工作业绩、职务晋升情况、获奖情况、单位满意度等进行量化考核，结合学员的综合素质和发展潜力，择优选拔可塑性强、表现优秀的学员进入下一周期学习。对于无故缺课、未完成全部课程学习、不按规定报送学习心得、实践应用报告、业绩报告、专业论文、案例研究报告、调研报告、考察报告等的学员，劝其退学，并将情况通报学员所在单位。培训周期届满，对经考核准予结业的学员，由国管局颁发中央国家机关会计领军人才证书。　
七、经费管理
国管局承担会计人才选拔阶段、在校培训期间的全部培训费用以及跟踪培训期间的相关费用。其他费用由学员所在单位根据情况承担。会计领军人才培养经费实行专项管理，专款专用。
八、学员使用
坚持“培养与使用相结合”的指导思想，建立推举机制。加强与学员所在单位的沟通，并积极推荐优秀学员担任领导职务。吸收优秀学员进入中央国家机关专业人才库。鼓励并支持学员参加国家级人才选拔。建立会计领军人才培养项目与北京国家会计学院会计专业硕士项目有效对接机制，实现学时互认、相关课程免修，方便学员攻读会计专业硕士学位。推荐特别优秀的学员加入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会、企业内部控制标准委员会、中国会计学会等专业机构。充分发挥会计领军人才的引领和辐射作用，打造中央国家机关会计领军人才品牌。


二〇一二年五月二十二日


关于经济法总论的若干问题

王春晖


引言：1993年３月２９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第二次宪法修正案，修正案第七条将宪法第十五条：“国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国家通过经济计划的综合平衡和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地协调发展。”修改为：“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从此，中国进入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期。然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是法治经济。为此，中国共产党“十五大”正式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伟目标，并把这一宏伟目标作为治国的基本方略。1999年国家对《宪法》进行了第三次修正，明确在《宪法》第五条增加了一款，作为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这是我国首次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公开向世界表明，中国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应该认识到，法治国家的建立所面临的最重要问题是，如何建立一种法律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至高无上地位的制度。在转轨期，市场主体的活动，市场竞争秩序的建立，国家对市场的宏观调控，政府对资源的配置，政府职能的转变、司法的公正等等，都必须依靠公平、有效的法律进行规范、引导、制约和保障。在中国转轨期间，我认为经济法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的进程中较其它法律更应有所作为，这是宪法赋予经济法的使命。
以下就经济法总论的若干问题谈几点粗浅看法，敬请老师和同学斧正。
一、关于当代经济法核心内容的确立
我认为当代中国经济法有两大核心内容，一是宏观调控法；二是市场竞争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应以市场调节为基础；我们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那么,我们就必须花大的精力去培育市场,让市场调节的作用来主导资源配置。然而，市场调节的前提必须建立和维护良好的市场竞争秩序，这是基础的基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建立的根本保证。只有在有效的市场竞争基础上，宏观调控才能更好的发挥指导作用。宏观调控是相对于市场调节而言的，没有市场调节，就无所谓宏观调控。而且，我国目前在宏观调控方面存在的问题并不是调控力度不够大，调控范围不够宽的问题，恰恰相反，是调控力度过大，范围过宽，而且由于存在调控主体的不合法，调控程序的不合法，调控内容的不合法等问题，加之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和对宏观调控的理解的错位，造成调控的盲目性和不正当性，如政府宏观调控中的“有保有压”，这样就不可避免的导致了行政垄断和不正当竞争等问题，而这些障碍的排除，首要的任务是反垄断法的制定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完善，特别是其公平、有效地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应当“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健全统一、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推进，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其中，两大变化尤其值得注意：一是强调公民和企业的独立的主体地位，使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的发生不再依赖政府；二是伴随国家一元身份（公有制）到多元身份的分解，管理形式也分化了。 随着产权多元化的出现和完善，国家将加快垄断行业的改革，在电力、电信、铁路、民航、石油等行业和领域，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进一步引入市场竞争机制。 由此，国家必须对市场竞争秩序进行有效地规制，使其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市场竞争中的不正当行为和垄断行为不但破坏了公平原则，损害了其它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与市场经济秩序，同时也损害了广大消费者的利益，特别是阻碍了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国家应当设计一种以市场为基础的宏观调控机制，这种机制应当在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方面发挥作用，而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也理应成为经济法体系中地位高于宏观调控法的一个及其重要的法律内容。

二、对“经济法是政府干预社会经济之法”的看法
经济法作为政府干预之法，解决了法律手段和经济政策的矛盾，既可以保证政府以法律方式干预经济活动，又能保障政府根据市场的变化及时采取灵活的经济政策调节市场。 但是仅把经济法视为政府干预社会经济之法，未能正确概括和体现当代市场经济之复杂条件下经济法所应具有的理论基石，也没有体现出经济法的本质所在。根据社会主义法治的要求，经济法应该首先是干预政府之法，因为政府要想干预好经济必须首先受到法律的干预，那种不受法律干预的政府，是不可能干预好社会经济秩序的。例如“依法治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但是要想真正解决“依法治国”的问题，应该首先解决的是依法治党问题，“治国先治党，治党必从严”。 由此，解决政府干预经济之前，也应首先解决建立干预政府的经济法律，比如界定政府的权利、规范政府的行为、确立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序、明确政府干预经济的性质与责任等。我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必须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在要求的基础之上，这就要求政府干预必须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政府干预社会经济必须在守法的前提下以及在科学地定量分析的基础上进行，那种不依法或违反方法论干预经济的行为是盲目地干预。例如，负责国家宏观调控的发改委认为：2004年因为经济过热而引发煤电油运紧张，全国有24个省市拉闸限电。 事实上，判断一国经济的总体状态，应该看三个指标：一是GDP增长；二是财政收入增长；三是通胀率。在这三项指标失调，并出现下面的情况才能认为是经济过热：一种情况是，通胀率高于GDP增长，GDP增长高于财政收入增长，这是严重的经济过热；另一种情况是，通胀率高于GDP增长，但财政收入增长与GDP增长同步，这是轻度的经济过热。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05年上半年GDP增长达9.7％；财政收入增长达20％以上，而通胀率不到4％。 所以从总量上看，更本得不出经济过热的结论。就在今年1至2月，这个本应是用电淡季的时期，还是有20多个城市拉闸限电。，这说明什么问题？
因此，政府要想干预好社会经济必须首先受到法律“干预”，实践证明，那种不受法律“干预”的政府、那种没有被法律“干预”好的政府是不可能真正干预好社会经济的。从一定意义上说，法律只有在“干预”好了政府行为的前提下，政府才能干预好社会经济。在任何一个自由民主法治的国度，要求政府干预的同时就要求干预政府，政府干预与干预政府是相伴而生、相依而存的，在增加政府权力的同时不加强制约，这种权力的增加往往就是灾难的增加。实践证明，政府权力的正当行使就在于政府干预与干预政府的有机统一。这也就说明，经济法固然是“政府干预社会经济之法”，但也是在某种程度上甚至首先是“干预政府之法”。
另外，“干预”一词的提法是否妥，也值得商榷。笔者非常赞成使用“协调”这个富有人性化的词，“协调”一词符合以人为本和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还不够全面，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局面亟待改变，地区发展很不平衡，收入贫富悬殊大，经济的 快速增长对资源、环境的压力日益加大等等，这些都需要国家进行“协调”，而不是“干预”。使用国家协调这一概念，体现了国家行使经济管理的职能应符合客观规律的要求，力求避免主观随意性。 社会发展的实践已经表明，社会进步是通过协调发展来实现的，是城乡、区域、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和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协调发展的结果，是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的结果。可以说，只有做到协调发展，全面、可持续发展才有可能。强调经济法的本质是协调主义，就要求在制定经济法时，既要规定政府的权利，也要规定政府的义务和责任；既要规定市场主体的义务，也要规定市场主体的权利。忽视任何一方的权利和任何一方的义务和责任，都会导致法律的失误
三、“对外经济管理关系”应成为经济法调整的重要对象
目前，经济法调整的对外经济管理关系主要涉及的问题应该是，中国加入WTO“后过渡期”的对外贸易制度和政策的调整问题。2004年１２月１１日，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三周年的日子。这标志着我国市场开放进程中的一个新阶段——“后过渡期”即将开始。何谓后过渡期？一个最为简单的解释就是：经过三年适度保护的产业领域将陆续结束过渡期，开始到达“入世”承诺的终极目标。在我国加入WTO三周年之际，新华社报道：“三年来我国外贸增长年均３０％以上，2004年的贸易规模更首次突破万亿美元，上升为世界第三位；利用外资亦连年增长，去年高居世界第一，今年预计将突破６００亿美元大关。实践证明，加入ＷＴＯ是我国坚持对外开放、在更高层次上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正确选择。” 我认为这是盲目乐观，实际上，所谓的“上升为世界第三位”，仅只中国的货物贸易列世界第三，而服务贸易还有相当的差距；此外，中国货物贸易的出口主要以粗加工、低附加值的工业制成品为主，其中外商投资企业产品出口占相当大的比例。
目前，中国在对外贸易管理上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事实上，非市场经济地位已经给中国带来了起码三个方面的负面影响：一是导致“中国造”在反倾销应诉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成为中国企业败诉的主要原因；二是中国企业难以胜诉，客观上又进一步刺激某些国家对中国的产品提起更多的反倾销之诉，形成恶性循环；三是严重影响了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的国际形象。根据商务部公平贸易局的统计，中国自1996年以来已成为世界上出口产品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截至2004年2月，中国企业遭受的外国反倾销超过了600起，涉及4000多种商品，影响中国出口贸易额近200多亿美元，为全球之最。仅仅在2003一年内，国际上针对中国的反倾销立案就有59起，涉案金额约22亿美元，创历年最高。仅2004年的第一季度，国外对中国就发起了11起反倾销调查，同比增幅高达83.8%，涉案金额3.3亿美元，同比增长15.6倍。
实际上，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不是哪一个国家强加给我们的，而是我国在“入世议定书”中自己承诺的。事情是这样的，2001年底，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谈判的最后阶段，美国提出了非市场经济地位的问题。当时中国同意了其他成员国可以在中国加入WTO后15年内，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中国入世议定书中第15条就是关于“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条款”。这样，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在15年内可能无法获得其它成员国对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之承认。这实际上是一种歧视性待遇。这就使得在所有的世贸组织成员中，只有中国是这种歧视性待遇的适用对象。这种不公平的待遇是我国以得到某种特殊的权利（如电信业的控股等）交换来的，实在不值得，这是国家战略的失误。应该认识到，WTO的成员主要是实行市场经济制度的国家和地区。所以，经济法与WTO的共同规则的共同基础是市场经济。我们要想避免由“非市场经济”制度带来的巨大损失，就必须加快完善市场经济体系。在这一方面，中国经济法必须有重大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