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印发《营口市政务公开制度暂行办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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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身立命，法学赖何？

——法学的“科学性”及自主性散论


　 郑永流

　 法学究竟在何种意义上可称为“科学”，它何以在社会上特立独行，或是基于分工社会职业的专门化，或是对饭碗不无偏心的顾忌，还有对何谓法学的偏执追问，这些旧话，常令我们这些诸如法官、律师、法学教师和学生等所谓的“法律者”（Lawyer，Jurist）不能释怀。

　 一、法学是科学吗？

　 设问和争端源于亚里士多德主义对科学的界定。据亚里士多德，“科学”（epistene，scientia）在本质上是客观先在和不可把握的。科学要解决的是真假问题，能纳入其范围的标准是可检验性，只有客观外在于人的、具有确定性的东西才可经验地测度，证明其存在与否，“水往低处流”这一论断历经检验，是为真理，“太阳绕地球转”已被证为谬论。所以，科学就是可检验的知识。

　 以可检验性、客观性、确定性这种眼光，去打量关于人及由人组成的社会的知识，它们均是非科学的。“人往高处走”，何谓高低因人因时而异。“杀人者死”不可证实只可证伪，于是便有死刑存废迥然相异的制度和主张。社会知识与科学攀亲，冠以社会科学头衔，意在寻找自身的说服力、权威性，另外，也露出了底气不足自信心不强之怯。法学被说成法律科学出于同一愿望，不过其更要紧的目的不是为自己而是为立法及判决提供正当性。

　 法学的根本特点在于其对象———法律是人建构的，并不存在科学意义上的客观法律，自然法学眼里“遵守契约”之“自然法”，社会学者笔下“肥水不流外人田”之“活法”，其“客观性”明显是一些人的假定或合意，是故“自然法”可变，“活法”不居。将什么建不建构为法律，取决于造法者的意志，成为法律的带有鲜明的价值判断。法学的使命是，为造法用法提供不可避免地带有前见、偏向、明确目的、相对性、非中立的建议和解释。所以，以对社会作应然理解为内容的规范性总是其要义。它使法学不是对外部世界的描摹，而是对外部世界的建构，经验的逻辑与理论的逻辑不具有必然的同构关系。人们不能去“发现”法，只能去“发明”法。

　 不同于科学要分出事物的真假，法学要说明的则是法律和判决合不合适、公正与否、满意程度。而对这些标准的解说总是人的解说，而人又是历史社会中人，无法做到价值中立，几乎找不到没有立场的理论，如果存在，也许根本不能算作理论。因而，法学缺乏不证自明的规律、公理，法律和判决均是有争议的法学产品。这也就不难理解，堕胎在一国为合法，而在他国则为非法；为什么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谁是消费者存有如此对立的解释；一案多个判决不符合司法的裁判性，且可能是地方保护主义或其他司法腐败的表现，但在学理上并不必然为荒谬之举。

　 当然，这并非是说法学、法律可以任人摆布。但人们又是如何确定一种学说，某个规定或判决所包含的价值是有说服力和正当的呢？公认的恒定标准难以找到，却也还另有一套有别于科学的证实或证伪的度量方法。历史地看，大体有三：一为全体或大多数人的承认（合意化），一为通过权威来预设（权威论），一为依靠信仰去定夺（信仰论）。现代社会倾心于第一种，但并未完全排斥另两种。事实上，多数沿袭下来的学说或规范，如平等适用法律，无罪推定，不溯及既往，不能从错误中获利、人不能审判自己等，是混合地经由这三种方法而成为“客观规律”或“公理”的。基于此，法学要全力解决的说服力、正当性不是一个有或无、非此即彼，而是此多彼少的问题。由于人们对诸如上述的“客观规律”和“公理”，宁可视其总是被“证实”，不愿信其时而被“证伪”，所以，所谓法学的科学性大抵在此，在此也确有必要，必要在于尽量增加法律的确定性而减少立法者的恣意妄为。

　 二、法学家园何处有？

　 都说法学有多么古老，也早在古罗马就出现了职业法律者阶层，有几大法学家，但他们藉以为生的法学（jurisprudentia），却不是亚里士多德说的“科学”，在今天也只有人为假定的类科学性，那么，法学的家园究竟何在？乌尔比安曾有名言“法学是神人之事，公正非公正之智术”，于是，在严格意义上，法学是被当作为一门“技艺”，或智术。古中国的“刑名之学”或“刑名法术之学”，韩非子的禁暴止乱之说，大概也属这种形而下的东西，中西之间，不分仲伯。

　 这种长期不入科学之流的技艺法学，在近代以前断断续续地自主过，十八、十九世纪之交，由于德国历史法学派的代表萨维尼力倡将研究、教授、学习法律的重心，从自然法转到人定法上，借助当时自然科学突飞猛进之势，技艺法学搭上了自然科学的便车，ScienceofLaw一词使之俨然跻身科学一族，由于其至多只能在封闭的概念逻辑中，不能在社会经验里被证实，其科学家族身份一直遭到质疑，虽然如此，学界一般还是认为，自此始，法学进入了真正的自主的时代。

　 然而，比乌尔比安等技艺法学者早得多，就有人对法作出形而上的思考，自然法与人定法的区分和对立，便是今天所有的“法律者”从古希腊、老庄那里得到的最大遗产之一。可惜，类似这样的思考，古往今来多是爱大包大揽的哲学家的嗜好，即便是正宗的法学家所为，却常被冠以“法哲学”之名。如此看来，形而上的法学从来是寄人篱下，只是受近代科学主义的影响，研习法律出身的法学家，才逐渐占据了言说形而上的法学的主动权，他们更喜欢谈法学家的“法哲学”，而不是哲学家的“法哲学”。以示己身及法学的独立，尽管二者并不可分雌雄。

　 由于法律并非任何意义上的法律者的私藏品，近百余年尤其是60年代以来，在法律的疆域内攻城掠地的除了传统上的哲学家外，还有社会科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相应地出现了诸如法社会学、法人类学、法政策学、法经济学、法律信息学等一大批新学，有了像科斯、卢曼、哈贝马斯这样墙内墙外两边香的“法学家”们。

　 从形而上的到技艺式的，后又“边缘化”，当然不意指法学从来或现在无多大自己的家园可守望了，“法律者”无所凭藉只好浪迹天涯。“法律者”原本的本事就是，如何打造一套有正式效力的规则，然后又如何把这套规则应用到事端和案件中去。一如从事其他行当而有特殊技艺，“法律者”有自己的法言法语，逻辑体系，程式作派，思维方式。霍菲尔德对法律关系、权利、义务、权力、特权、责任和豁免等基本法律概念的分类，萨维尼的语义、逻辑、历史和系统解释法律的四方法，判例法中遵循先例原则、区别技术，大陆法系的法典编纂技术和公法与私法之分割，法律适用中的推理与论证模式，等等，使法学逐渐形成一套专门知识体系。凭藉它们，“法律者”在大千世界中安身立命，并发展出独立的法律职业、别具一格的法律教育。也正是由于法学的这种自给自足性，形而上的法哲学、各式各样的交叉法学，其存在方为可能，其意义才显示出来。

　 时下在许多正式和私下的言及中国法学如何是好的场合，有类不俗之论几成公认：治中国法学所患可轻可重的病也好，指点中国法学该向何处去也罢，在较大程度上，是“功夫在诗外”。此论许是对近十年来，法学先后与经济学、文学、人类学、政治学，尤其是与社会学初结良缘，并有颇受关注的学术成就之正确归纳。这种诗外之功，如果不是滥用的话，对于一些并非所有以法为业的人来说，当在未来倍加苦练，应属无疑。

　 然而，我们也不能不同时看到，中国法学的自主性尚处在成长之中，能让法律者自说自话的法学共同体没有形成，他们还未树立足够坚定的“法学世界观”，信法不足却疑法有余，且普遍缺乏基本的方法技艺训练，想循规蹈矩但不知如何下手，更远谈不上法条主义。因而，从整体的现实上看，所有的法律者，尤其是自认为或被归于技艺法学（注释法学、形式法学、法律实证主义）的法律者，在这个尚须为独立的法学而奋争的时刻，尚处在建构正式制度而不是对之施以解构的岁月，似乎不交叉一把便显得过于中心而不边缘，过于下“术”而不上“道”。

　 再则，开放法学的门户，意不在为非法学知识提供讲述自己的故事的“兼业”场所，更非听任法学走向边缘，家园沦丧，失去自我；其目的在于，克服法学在法律建构中发生的过度规范化和技术理性，忘却了必要的人文关怀和经验感受之局限。尽管笔者因专业之故不时从法外来看法，难免有卖瓜者心态，但一种理性之声常给我以警醒，法哲学、交叉法学与技艺法学本无高下之分，委实不能以此代彼。否则，我们便从一种学科的封闭性里逃出，又落入另一种学科的狭隘性之中。许是在法学涉入其它人文社会科学不深时，说后者也存在着某种时宜不合，但当下要正视的是，我们还只是刚刚开始吃法律的饭，一如夸自家包子之人的吹牛者言：此处离馅还有三十里。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家庭暴力的探讨与分析

王胜宇
　　

　　家庭暴力是指家庭内部出现的侵犯他人人身、精神和性方面的强暴行为。2001年12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规定：“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其他手段，给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妇女、儿童和老人是家庭暴力的主要受害者。2001年4月28日施行的新《婚姻法》已明确“禁止家庭暴力”，并将实施了家庭暴力作为准予离婚的条件之一。可见，家庭暴力已不是家务事，而是违法行为。根据全国妇联权益部门的统计，我国30%的家庭存在不同程度的暴力行为，90%以上的施暴者为男性。当然也有少数妇女欺凌男人，如千古淫妇潘金莲通奸害夫就是最好的例证。据国务院《中国妇女状况的白皮书》统计，我国每年解体的40万个家庭中，四分之一缘于家庭暴力。在边远农村，家庭暴力更是司空见惯，教训妻子是丈夫的责任、殴打老婆是丈夫的权利。因此，家庭暴力被喻为“家庭毒瘤”。
　　一、 家庭暴力的特征
　　行为的隐蔽性。家庭暴力通常发生在家里这个特定场所;大部分受害妇女认为是家务事、个人隐私，而“家丑不可外扬”，怕传出去会使家庭矛盾激化，影响婚姻和家庭的稳定，影响个人名誉或者事业发展。行为的隐蔽性是家庭暴力最显著的特征，受害者的外伤很显眼，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而精神创伤难以愈合，较为隐蔽且易被忽视。受暴妇女长期生活在恐惧、紧张的气氛中，心身疲惫、心情抑郁。
　　手段的多样性。家庭暴力的形式多种多样，既有肉体上的伤害，也有精神上的损害，还包括性虐待和婚内强奸。家庭暴力按其危害程度可分为重大暴力和一般暴力;按其形式可分为：1.身体暴力。包括所有对身体的攻击行为，如：殴打、推搡、打耳光、脚踢、使用凶器等。2.语言暴力。以语言威胁恐吓、恶意诽谤、辱骂、使用伤害自尊的语言，从而引起他人痛苦。3.性暴力。故意攻击性器官、强迫发生性行为、性接触。4.冷暴力。是“冷战”阶段的隐性暴力，表现为冷淡、轻视、放任和疏远。恶语中伤、漠不关心对方，将语言交流降到最低限度，停止或敷衍性生活、懒于一切家庭工作。
　　后果的严重性。第一，施暴容易侵犯和践踏对方的人格尊严、身体健康等人身自由权利，损害和摧残其心身健康，导致婚姻破裂、家庭解体;第二，容易诱发刑事犯罪，当暴力超过一定限度时，受害妇女就会奋起反抗，以暴制暴，从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变成加害者，影响家庭和睦和社会稳定。如2000年，浙江省临安县一位妇女因长期遭受家庭暴力，得不到解决，雇了4名打手，将其丈夫打死，自己甘愿受法律惩罚;又如暂住福建漳州龙文区西坑村的外来打工妹陈美芳，因不堪忍受丈夫的长期殴打和凌辱，毒杀丈夫并碎尸，用高压锅煮熟后倒入池塘，被捕后两小孩成了孤儿。调查资料显示：我国50%以上的女性罪犯是因为不堪忍受家庭暴力而走上犯罪道路的。第三，严重影响下一代人的心身健康。未成年人是国家的未来、家庭的希望。然而，父母吵架、离婚对子女的伤害是难以估量的，时时影响其学习生活和健康成长，因家庭暴力流浪出走的未成年人数量逐年增加，他们比起在正常环境中长大的孩子更容易走上邪路，成为敌视社会、报复社会的人。很难想象，在一个充满暴力、充斥吵骂、怨恨和悲愤的家庭中，其家庭成员会是幸福、快乐的。不良环境在其生理、心灵上留下灰暗、悲伤的阴影，造成恐惧、焦虑、孤独、自暴自弃等心理障碍。
　　二、 家庭暴力的成因
　　封建残余影响是其思想根源。儒家礼教“男尊女卑”、夫权统治贯穿数千年中国历史;“三从四德”、“三纲五常”，将女性置于男性统治之下，落后地区尤为严重。直至今天，崇尚男性对女性暴力、父母对子女惩戒的封建传统，依然深刻地影响当代中国家庭，认为“丈夫打老婆天经地义”。改革开放后，受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影响，嫖娼卖淫死灰复燃，有些人道德沦丧，“温饱思淫欲”、“男人有钱就变坏”，婚外偷情，包二奶、养小蜜，违背忠实义务，喜新厌旧，人为制度矛盾，逼迫原配离婚，导致夫妻关系恶化。总之，哪个家庭有第三者介入，哪个家庭就会出现暴力或婚变。
　　经济收入差异是其经济原因。经济收入的不平衡导致了经济地位的不平等。传统的择偶观是男强女弱，女方希望找一个各方面都比自己强的男性，而自己甘愿默默奉献于家庭，一些男性由于有了妻子及其家庭成员的支持，因某些机遇而迅速致富，社会地位也大大提高，“财大气粗”，所谓的“优越感”得到体现，于是要求家庭成员绝对服从其意志，否则就恶语伤人，大打出手。女职工下岗增多，收入减少，重新就业困难，弱势妻子只好依赖强势丈夫，从而助长家庭暴力。经济是基础，有些夫妻常常为钱而吵架，引发家庭暴力或感情破裂，每当经济危机到来，离婚率就上升。
　　社会的宽容态度其社会原因。家庭暴力历来被视为家庭私事，邻居不劝，村(居)委会不问，认为“夫妻没有隔夜仇，床头打架床尾和”，家务事不好管，家丑不可外扬，劝一劝就算了，忍一忍就过去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司法机关认为“清官难断家务事”，即使被打的鼻青脸肿，若不构成伤害罪，对施暴者也无法处罚，民事案件“不告不理”，这些实际上都是对暴力的默许，是对施暴者的宽容。有的受害妇女既希望有关部门来干预和教育，又不愿看到自己的丈夫被拘留或罚款。
　　立法不完善是其法律原因。尽管我国《刑法》、《婚姻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妇女权益保障法》等都禁止暴力虐待、残害妇女，却只是一些原则性的规定，缺乏明确的认定、具体的救助措施和制裁标准，导致法条的规定似有却无，可操作性不强;有些家庭暴力案件与虐待罪事实之间难以认定和区分，裁决起来缺少法律依据。按照《刑事诉讼法》规定，家庭暴力行为除了杀人和重伤害外，司法机关大多作为自诉案件处理，采取“不告不理”的做法;加上一些受害人法律意识淡薄，没有及时保存证据(如住院病历、伤情鉴定)，给有关部门的查处带来困难。另外，相关法律对执法主体的规定不够明确，导致打击不力，谁都有权管，谁都不愿管、管不好!存在难作为或不作为情况。
　　三、 防治家庭暴力的具体对策
　　尽快制定专门的《反家庭暴力法》。注重立法，使制止家庭暴力有法可依，目前，已有44个国家和地区制定了专门的法律。国际社会非常重视人权保障，联合国1993年通过了《消除对妇女暴力宣言》，1999年11月5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确定每年11月25日为“国际消除对妇女的暴力日”。在我国，虽然新《婚姻法》明令禁止家庭暴力，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作了进一步界定。各省市相继出台了一些地方性法规，但仍然未形成全国性的统一法典，因此除进一步完善现行法律框架，使新《婚姻法》及配套司法解释中关于禁止家庭暴力的条款更加具体外，有必要制定一部专门的《反家庭暴力法》，实体与程序并重，增强可操作性;预防为主，明确各种救助措施，为受害者提供最大限度的保护。
　　执法部门分工合作，加大打击力度。执法人员要转变观念，各司其职依法办事。公安机关要认真做好接待工作，确保受害妇女投诉有门，“110”要及时出警并区分轻重作出相应处理，把好第一道防线;人民检察院对报捕或移送审查起诉的家庭暴力案件，应依法批准逮捕或提起公诉，并实施法律监督;人民法院对因家庭暴力而起诉离婚的案件，应查请事实，公正审理，如确系夫妻感情已经破裂，应依法判处离婚，同时判处施暴者承担民事责任，不能片面强调维护家庭的和谐，而忽视了对受暴妇女的保护;司法行政机关要加强法制宣传，增强公民法制观念和妇女的自我保护意识，积极发挥基层人民调解组织重要作用，及时化解家庭矛盾，为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
　　建立多层次的社会救助网络。消除与防治家庭暴力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需要政府部门、司法机关、社区单位、新闻媒体和社团组织的协同合作，并肩治暴，综合治理，使家庭暴力走出“邻居不劝、居委会不问、单位不管、不出人命司法机关不理”的真空地带。如建立多个部门参与的妇女维权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协调督查妇女权益工作;由法院设置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合议庭，聘请专兼职人民陪审员;由公安或司法牵头成立“家庭暴力伤情鉴定中心”。具体要逐步建立完善社区制止家庭暴力的体系，由乡镇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公安派出所、148法律服务中心、接待站、妇联、村居委会、医疗机构等组成的社会救助网络;同时借鉴国外做法，建立妇女避难所，收留受暴妇女，为其提供临时食宿、法律咨询、心理疏导和简单的技能培训。
　　全面提高妇女的自身素质。全面提高妇女素质，必须从家庭和学校抓起;妇女权益的享受和保护，要靠自己去努力争取。首先要提高女性的文化素质，知识女性社交宽广就不易被欺负，一般地，文化程度决定其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的高低，只有在经济上自立了，才能摆脱在家庭中依附男人的状况。其次要提高女性的法律意识，结合实施“五五”普法规划、开展法制宣传教育，送法下乡、送法进社区，有针对性地向妇女宣传法制，消灭文盲与法盲，使之懂得运用法律武器自我保护;再次要培养妇女“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精神，增强妇女的独立人格意识，树立正确的荣辱观，坚持男女平等原则，充分发挥“半边天”作用。
　　家庭暴力是一种社会问题，必须动员全社会的力量，运用各种手段，齐抓共管，综合治理，才能有效地预防和惩治。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和睦、安宁、团结的家庭关系，不仅是每个家庭成员人生幸福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