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范围推行案件质量评估工作以来，审判管理逐渐形成了以案件质量评估体系为“指挥棒”的综合调控机制。这种以司法统计技术为支撑的案件质量评估体系决定了审判管理机制主要处于宏观层面。在审判管理不断加强、案件质量宏观数据逐年提升的现行态势下，我们更应该把目光转移到审判管理宏观调控向微观基础的传导上。目前，虽然审判管理宏观调控的微观基础不断夯实，但现实中的微观基础却并不牢固。作为身在基层法院、连续学习和关注全国审判管理的笔者，对宏观与微观之间的博弈有了切身体会。需要说明的是，本文采用“博弈”这一术语，绝非贬义，而是在肯定成绩的基础上，对审判管理的一些现实问题做客观的分析和理性的思考，为进一步完善审判管理制度提供些许思路。
一、整体与局部之间的“囚徒博弈”
“囚徒博弈”的核心思想是，在一个集体里，有可能每个人都是理性的选择，但对于整个集体来说却是不理性的。尽管案件质量评估体系的价值导向是公正、效率和效果的有机统一，但是，它强调的是每个案件经过整个审判流程过程后所应具有的综合结果，而因上下级法院之间和法院部门之间的职能分工不同，各级法院和各个部门面临着不同的案件质量评估指标的评价。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各级法院和各个部门会追求各自部门指标数据的最优化，但这样未必会使每个案件在经过整个审判流程过程后所应具有的综合结果是最优的。
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在2008年11月公布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对发回重审进行了原则性规定，即根据申请再审上提一级的立法精神，再审程序中不应强调发回重审为原则。而在目前司法实践中，有些上级法院可能基于回避信访风险或错判风险等考虑，并不具体区分再审理由，而笼统地以事实不清、事实错误和违反法定程序为由，将绝大部分再审案件一纸裁定发回下级法院重审，忽视对当事人再审诉权的保障。又如，一些法院的立案、审判、执行等部门片面追求各自部门利益，忽视相互工作之间的关系。如立案部门缺乏必要的审查，将一些不适宜法院处理的案件予以立案，造成审理后难以下判；如有的法官对判决主文的可执行性缺乏必要的审查，判决后造成无法执行；如有的法官在执行过程中措施失当，引起诉讼保全失效，造成当事人权益难以及时实现等。
二、共性与个性之间的“空间博弈”
基于历史传统、经济发展、社会环境等因素的不同，各地法院面临的司法需求和审判形势会有较大的差异，其审判管理的重点和难点也就会有所侧重。比如，案件数量多、审判压力大的法院侧重于效率管理，而案件数量少、审判压力小的法院侧重于质量管理或效果管理；处于乡土社会的法院会注重调解工作，更强调审判的社会效果，而处于商业社会的法院会注重判决结案，更强调审判的法律效果，为市场经济提供明确的规则指引。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开展案件质量评估工作的指导意见》第七条和第十三条分别规定，各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适当调整指标和权数，以实现共性调控与个性发展的和谐共存。然而，虽有立法规定，但近年来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案件质量进行评估时却对此关注不够，仍然用共性的指标体系进行统一的评估。
例如，对于审判压力很大的法院来说，虽将精力集中于效率管理，但它的效率指标数值与其他不同类型的法院效率指标数值相比不一定都有比较优势，更不用谈质量和效果其他两个指标数值。一般来说，除了基于案件数量较大的原因而拥有个别指标数值优势外，其他诸多效率指标都会处于相对劣势。为了迎合共性指标体系的评估，有的法院借用“诉调对接”机制，采取案件体外循环的方法，人为不当地提升效率指标数值。再如，对于处于商业社会的法院来说，如果不区分案件性质，一味强调所有案件的高调撤率，则会造成像在知识产权、金融创新工具等纠纷中无法充分发挥“提供规则指引、培育新型市场”的司法功能。
三、他律与自律之间的“时间博弈”
一项审判管理内容真正的贯彻落实必然经历由开始的宏观他律走向之后的微观自律两个过程。其中，微观的认同是宏观他律走向微观自律的前提条件，经由“认知——情感——行为——内化于心”，最终审判管理内容获得真正落实。但司法实践中，一项审判管理内容得到广泛认同、由他律走向自律并非一帆风顺，需要经过时间的洗礼。这种博弈就像压弹簧，此消彼长，不进则退。只有该项审判管理一直持续，宏观管理效果才会持续显现，若该项审判管理不再施力，则宏观管理效果就不会继续叠加，而一旦该项审判管理有所减弱，往往会出现有违该项审判管理初衷的反向反弹。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之前最高人民法院对调撤率的强调，各地法院均予以高度重视，想方设法地提升调撤率指标的数值，相应的，那些年度中，调撤率指标数值也就有较大幅度的提高，甚至据某个媒体报道，个别法院民事调撤率高达100%。然而，随着近年来针对结案率指标的负面影响，最高人民法院不断提出均衡结案的要求。各地法院又把注意力转向均衡结案工作。在近年来均衡结案率指标数值得到明显提升的同时，许多法院的调撤率指标不仅不能保持历史的最佳状态，而且呈现不同程度地下滑趋势。
四、内涵与外延之间的“边缘博弈”
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对每一个案件质量评估指标的目的与功能、计算标准等内涵都进行了较详细的规定。尽管某些案件质量评估指标的外延没有被完全描述出来，但是根据其内涵的规定，结合管理服务于审判的理念，各地法院完全可以得出正确的界定。但反观司法实践，部分法院不断在试探每个案件质量评估指标的边缘区域。
例如，对于当庭裁判率指标的参考标准，最高人民法院仅规定当庭裁判包括当庭口头裁判和法官主持调解双方当庭签字的案件。司法确认的诉前调解案件是否包含其中，没有明确，从而造成实践中有的法院“理所当然”地将其包含在内，甚至采用各种方法让无需进行司法确认的诉前调解案件进入司法确认程序，用以提升当庭裁判率指标数值。
五、管理与审判之间的“专业博弈”
宏观审判管理部门凝聚着专业管理思维，充斥着审判管理专业人士；微观审判领域则缺乏足够的专业资源。这种“专业屏障”往往成为信息不对称下博弈均衡走向整体审判利益受损的重要壁垒。
总之，作为一个相对的概念，宏观与微观之间，大到可以是最高人民法院与基层人民法院之间，小到可能是某个庭室与其内的法官之间，无论属于那个层次，都或多或少存在上述的五种博弈，让审判管理宏观调控缺乏坚实有效的微观基础，进而使其管理效果显得有所不足。
那么，如何引导和管理这五种博弈，实现宏观与微观的协力和管理效果的提升呢？笔者认为，针对整体与局部之间的囚徒博弈，在制定审判管理内容时应当充分考虑微观局部效用最大化的可能选择，在管理设计中力求宏观整体利益和微观局部利益的和谐统一，并辅之以相应的配套措施引导微观局部个体做出理性选择，努力实现上下级法院之间的功能定位和每个法院内部立审执的兼顾。针对共性与个性之间的空间博弈，一方面，探索和制定案件质量评估指标数值的合理区间，扭转目前的单一追求排名的做法，让每个法院在个性管理方面有坚持和发展的空间与时间；另一方面，上级法院改变“一刀切”的评估方案，切实关注每个法院的个性。针对他律与自律之间的时间博弈，宏观层面需要在重点管理方向上加强司法政策宣示和传导，加强微观个体认同的效果，防止不必要的负面反弹。针对内涵与外延之间的边缘博弈，宏观层面一方面需要不断完善外延，确定清晰的边界，另一方面加强对擦边球行为的专项管控。针对管理与审判之间的专业博弈，宏观层面一要加强对审判管理内容的通俗解释，并引导专业人士更多地向微观个体传授基本常识，减少专业性的信息不对称，二要实现结果评估指标和过程操作指标有机的统一，给微观个体一个简单明了、易于执行的操作指引。
（作者单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武汉市院前医疗急救条例
湖北省武汉市人大常委会
湖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武汉市院前医疗急救条例》的决议
（2013年1月15日湖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
湖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定：批准《武汉市院前医疗急救条例》，由武汉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施行。
武汉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十三届）第十一号
武汉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的《武汉市院前医疗急救条例》，已经湖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批准，现予以公布，自2013年5月1日起施行。
武汉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3年1月27日
武汉市院前医疗急救条例
（2012年11月28日武汉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2013年1月15日湖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院前医疗急救行为，提高院前医疗急救服务水平和应急救援能力，及时有效地抢救急、危、重伤病员，保障公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促进院前医疗急救事业发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院前医疗急救活动。
本条例所称院前医疗急救，是指对伤病员在送达医院内救治前开展的以现场抢救和转运途中救治、监护为主的急救服务活动。
第三条 院前医疗急救是政府举办的公益事业，是公共卫生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市、区人民政府（包括开发区、风景区、化工区管委会，下同）应当将院前医疗急救事业发展规划纳入本级卫生事业发展规划，建立经费投入及人员、物资保障机制，保障院前医疗急救事业与社会经济同步协调发展。
鼓励社会资源参与院前医疗急救。具体鼓励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另行制定。
第四条 市卫生主管部门是本市行政区域内院前医疗急救工作的主管部门。
区卫生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院前医疗急救工作。
发展改革、规划、财政、公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民政、药监、通信管理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院前医疗急救相关工作。
第五条 院前医疗急救工作应当遵循统一指挥调度，就近、就急、合理施救的原则。
第六条 市、区人民政府或者卫生主管部门对在院前医疗急救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院前医疗急救网络建设
第七条 本市建立以急救中心和急救站为主体，以群众性救护组织为补充的院前医疗急救网络。
急救中心包括市急救中心，蔡甸区、江夏区、东西湖区、汉南区、黄陂区、新洲区急救中心（以下简称区急救中心）。
急救站包括市急救中心所属急救站、区急救中心所属急救站和网络医疗机构急救站。
网络医疗机构急救站是指接受急救中心指挥调度、设在医疗机构的急救站。
急救站的设置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
第八条 市急救中心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负责全市院前医疗急救的组织、指挥、调度及实施工作；
（二）通过院前医疗急救呼救专用电话二十四小时接受呼救，收集、处理和贮存院前医疗急救信息；
（三）建立、健全院前医疗急救网络的管理、统计报告等制度，保障院前医疗急救网络的正常运作；
（四）组织开展急救知识、技能宣传培训和急救医学科研、学术交流；
（五）接受同级人民政府或者卫生主管部门指派参与重大活动的院前医疗急救保障及突发事件的紧急医疗救援工作；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区急救中心在区卫生主管部门领导下，服从市急救中心的行业管理和急救指挥调度，负责本行政区院前医疗急救的组织、协调、调度和指挥工作，检查、督促网络医疗机构执行本规定，并履行前款第二、三、四、五、六项规定职责。
第九条 急救站由卫生主管部门批准设立。
经卫生主管部门批准，具备下列条件的医疗机构可以设立急救站，并纳入院前医疗急救网络：
（一）二级以上综合医院及专科医院；
（二）设有急诊科，并按照规定配备具有急救医疗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执业医师、执业护士；
（三）配有救护车，车内设备和急救药品、器械符合配置标准；
（四）具有完善的院前医疗急救管理制度；
（五）卫生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条件。
市卫生主管部门根据实际需要，可以确定符合前款第二、三、四项规定条件的医疗机构承担院前医疗急救任务。
第十条 急救站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服从急救中心的指挥、调度，承担院前医疗急救任务；
（二）实行二十四小时应诊制，及时救治急、危、重伤病员；
（三）按照有关规定做好院前医疗急救资料的登记、保管和上报工作；
（四）开展急救知识宣传、急救技能培训等工作；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十一条 网络医疗机构应当保障所属急救站正常运转，对其院前医疗急救服务行为进行监督管理，并承担其因院前医疗急救行为所产生的相应法律责任。
第十二条 机场、火车站、长途汽车站、地铁站、体育场馆、会展场馆、风景旅游区、大型商场、宾馆饭店、学校等人员密集场所和其他容易发生灾害事故的企业、事业单位以及社区，应当建立群众性的救护组织，并组织相关人员进行急救知识技能培训。
第三章 院前医疗急救服务管理
第十三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院前医疗急救专用呼叫号码为“120”。
急救中心应当根据人口规模，设置相应数量的“120”呼救线路，配备急救调度人员，保障及时接听公众的呼救电话。
第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冒用“120”专用呼叫号码，不得谎报呼救信息，不得对“120”呼救专线电话进行恶意干扰。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冒用急救中心、急救站的名称、标志。
第十五条 急救中心的指挥调度人员应当熟悉院前医疗急救知识和急救站基本情况，具备专业的指挥调度能力和水平。
急救中心应当定期对指挥调度人员进行岗位培训、考核，提高其应急处置能力和急救专业知识与技能。
第十六条 急救人员包括急救医生、护士、医疗救护员、急救车辆驾驶员等。
急救医生、护士应当具备相应资质，并通过市卫生主管部门岗前培训考核。
医疗救护员应当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掌握各种急症、意外事故、创伤和突发事件等现场初步紧急救护以及从事不需要医学评价、监测和处理的伤病员转运工作的技能，并通过市卫生主管部门岗前培训考核。
急救车辆驾驶员应当具备相应的急救知识和技能，熟悉服务区域交通路线，并通过市卫生主管部门岗前培训考核。
市卫生主管部门对急救人员进行岗前培训考核不得收取费用。
第十七条 急救中心和急救站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配备急救指挥车和救护车等急救车辆，并定期对救护车进行维护、保养、清洁和消毒，保证救护车车况良好。
救护车应当符合国家标准，并按照规定安装移动卫星定位系统、无线通讯设备和车前、车内视频监控系统，使用警报器、标志灯具、急救设备和急救标志图案。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动用“120”救护车。
第十八条 急救中心接到呼救信息后，应当按照是否为急、危、重伤病员进行分类，并对急、危、重伤病员的信息进行登记，使其能够优先得到急救服务。在受理急救医疗呼救时，应当对伤病员或者现场其他人员给予必要的急救指导。
第十九条 急救中心应当在接到呼救后一分钟内向急救站发出调度指令。急救站应当在接到调度指令后四分钟内派出急救车辆。
急救中心的呼救电话录音、电子派车记录和救护车的视频监控资料应当至少保存两年。
第二十条 急救车辆及人员应当在确保交通安全的前提下，立即赶赴现场，按照院前医疗急救操作规范对伤病员进行救治。需要送至医疗机构救治的，急救人员应当根据专业需要，在征得伤病员或者家属同意后及时将其送往医疗机构；有生命危险的，急救人员应当报告急救中心提前通知医疗机构做好院内抢救准备。
急救人员在救治过程中，应当文明待人，热情服务，态度和蔼，不推诿、不刁难伤病员及家属。
第二十一条 急救人员应当将伤病员送至医疗机构急诊科（室），并及时与接收的医疗机构办理书面交接手续。
医疗机构应当立即对急、危、重伤病员进行救治，对急救站送达的伤病员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和推诿。
第二十二条 “110”、“119”、“122”、“12345”等应急系统得知有需要急救的伤病员时，应当及时联系急救中心。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发现需要急救的伤病员时，可拨打“120”院前医疗急救专用呼叫电话进行呼救。
第二十三条 市、区卫生主管部门应当制定突发事件医疗应急预案，定期组织急救中心、急救站开展演练，提高院前医疗急救和突发事件紧急医疗救援能力。
大型活动的组织者应当制定医疗急救应急预案。
第二十四条 市、区卫生主管部门应当制定并公布院前医疗急救服务规范，对急救中心和急救站进行监督、检查，定期考核，对考核不合格的责令限期整改，直至取消其承担院前医疗急救服务工作的资格。
市、区卫生主管部门应当向社会公布院前医疗急救服务监督电话，接受举报和投诉，及时查处举报、投诉事项。
第四章 院前医疗急救保障
第二十五条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把院前医疗急救专项经费纳入年度财政预算，专项用于院前医疗急救工作。院前医疗急救专项经费用于下列事项：
（一）院前医疗急救网络建设及运行；
（二）应急药品储备和其他急救物资储备；
（三）重大活动的急救医疗保障；
（四）突发性事件的急救医疗；
（五）急救人员培训和演练；
（六）群众性自救、互救知识的宣传教育和公益性培训；
（七）扶持社会资源参与院前医疗急救；
（八）市、区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用途。
市、区财政对承担院前医疗急救工作的急救网络医疗机构，采取适当形式给予补助。
第二十六条 市、区卫生主管部门应当加强急救中心和急救站应急储备工作。应急储备应当能够满足突发事件院前医疗急救需要。急救中心和急救站应当加强应急储备物资管理，确保应急储备物资处于备用状态。
第二十七条 急救中心、急救站应当将价格主管部门核定的收费标准在急救中心网站、急救站和救护车内予以公示。向伤病员或者家属收费时，应当主动告知收费标准。
院前医疗急救费用的支付，属于城镇职工、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的，按照本市城镇职工、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关规定执行；属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参保人员的，按照本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有关规定执行；属于救助对象的，由财政、民政部门按照本市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八条 通信企业应当保障“120”呼救专线通信网络畅通，并及时向急救中心和急救站提供服务合同规定的信息和技术服务。
供电企业应当保障急救中心和急救站安全、稳定用电。
第二十九条 救护车在执行院前医疗急救任务时，应当按照规定使用警报器、标志灯具；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受行驶路线、行驶方向、行驶速度和信号灯的限制；在禁停路段可临时停车。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于执行急救任务的救护车优先放行。发生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时，应当设立临时专用通道。
公路收费站应当优先放行执行急救任务的救护车。
第三十条 行人和车辆遇到执行任务的急救车辆和人员应当主动让行，并提供方便。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扰对危、急、重伤病员的抢救和运送工作。
公安机关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做好维护院前医疗急救治安秩序工作，依法处理侵害急救人员、伤病员人身安全和扰乱院前医疗急救工作秩序的违法行为。
第三十一条 市、区卫生主管部门、红十字会应当进行医疗急救基本知识的宣传教育和公益性培训，指导有关部门、行业、单位和群众性救护组织开展医疗急救基本知识的培训。
报刊、电视、广播、网络等媒体应当向公众宣传发生突发事件时用于抢救、自救、互救的急救医疗知识。
卫生、公安、教育、民政、旅游等部门应当对其工作人员及服务对象进行急救知识和技能的宣传教育，提高社会急救能力。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和物业服务企业应当组织开展急救知识宣传教育，增强市民的急救意识。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法律、法规已有处罚规定的，适用其规定；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三条 急救中心、急救站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卫生主管部门责令改正；造成严重后果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卫生主管部门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分：
（一）未执行二十四小时值班制度的；
（二）未及时受理呼救信息、发出调度指令的；
（三）不服从指挥调度或者拒绝、推诿救治急、危、重伤病员的；
（四）急救人员与接收的医疗机构未办理书面交接手续的；
（五）未按照规定登记、保管和上报急救医疗资料的；
（六）违反价格主管部门规定收费的；
（七）擅自动用“120”救护车的；
（八）违反本条例规定的其他情形的。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冒用急救中心、急救站或者“120”专用呼叫号码的名称、标志的，由卫生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以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五条 擅自安装标志灯具和警灯、警报器假冒救护车使用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第三十六条 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进行运送伤病员及家属的营运活动的，由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第三十七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阻碍急救人员施救的；
（二）侮辱殴打急救人员的；
（三）非法扣留、损毁救护车及急救医疗设备的；
（四）谎报呼救信息或者对“120”呼救专线电话进行恶意呼救的；
（五）其他扰乱院前医疗急救工作秩序的行为。
第三十八条 卫生主管部门工作人员和其他有关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三十九条 当事人认为有关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六章 附则
第四十条 本条例所称开发区，是指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风景区，是指武汉市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化工区，是指武汉化学工业区。
第四十一条 本条例自2013年5月1日起施行。
